鲁注视着中国《纽约时报》

　　1300多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聚集在古色古香的沃尔塞大厅里，他们不是在聆听通常的说教以及在美国本国理应肩负的责任，而是在听一场有关中国的演讲。耶鲁与中国的渊源始于1850年。1854年耶鲁授予第一个学士学位给来自中国的学生。接着是大批的耶鲁毕业生来中国工作，有的传教，有的创办医院和学校，其中鲁斯还在中国出版了《时代》杂志。而今日的耶鲁毕业生正在中国的湖南和上海等地普及有关防治艾滋病的教育。耶鲁的校长认为，“作为一个有世界声誉的大学，我们能够为拥有世界上1/5人口，也是世界上第二个重要的国家服务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再过十年，中国的经济将在世界上占主要的位置。不论中国发生什么事，势必对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而美国也必然会被卷进去。”

　　一个从1840~1945年间历经列强欺压的国家，对西方抱有戒心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是不奇怪的。但从发展的趋势来看，不论是耶鲁大学，还是整个美国加强与中国的接触，进行建设性的合作，都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谁来替外企收债？

　　《南华早报》ENOCH YIU

　　如今专门替外资公司讨债的代理人日渐增多。但这碗饭也不好吃，要把未付的票据或到期的借款追回，在一个缺乏透明度、相关法制尚不健全的社会里，谈何容易？债权人往往发现当他们上门去要债的时候，债务人的公司已经宣布破产。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在香港追债行业中颇有声誉的金伙伴信用管理(亚洲)公司应邀进入大陆市场。这家公司的远东地区主管说，他们只是替外国或香港开设在广州、上海和深圳的公司进行追债，并且只能借助谈判和法庭起诉等程序，若逃债人难觅踪迹，还必须会同大陆的律师方可找寻。酬金大致为被追回金额的20%到30%。

　　在香港的追债代理机构一般只是向不付电话费或超支信用卡的人进行追债，在大陆则不同，主要是那些买主在收到货物后不向境外的供货商支付货款；另一种案件是香港人或外国人向大陆人发放高利率的贷款，而大陆人未能偿还，此时追债机构也会介入，只不过难度要大一些，因为高利贷性质的贷款本身就得不到大陆法律的保护。为了不至于白忙，有的公司规定不接受少于100万港元的追债业务；而在香港，几乎没有金额限制。

　　谁是亚洲最好的雇主？

　　《远东经济评论》9月13日

　　世界经济正在放慢。在亚洲以及其周边的世界，公司们纷纷削减成本，解雇成千上万的雇员。一度盛行的终身就业保障和升薪制度正在遭到围攻。

　　但是，也有些公司敢于独树一帜。《远东经济评论》会同《亚洲华尔街》杂志以及美国为基地的咨询公司Hewitt协会对亚洲地区的最佳雇主所在的场所作了长达6个月的调查，包括9个国家的355家公司和9.2万名雇员以及令人注目的有81件事例体现出革新和创新的管理原则。

　　通过调查，有一条信息是清楚的，做好的雇主是值得的。工作愉快的雇员会帮公司获得更多的利润，更佳的劳动率和较少的人员流失。另一条信息，即使在萧条期间，解雇也许能在短期节省一笔开支，但从长期来看，却是增加了成本。在最佳的20家雇主中，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很少有众所周知的热门股。随后，你会发现在上海的普托曼利兹-卡尔顿(Portman Ritz-Carlton)或在马尼拉销售碎肉夹饼的阿罗哈(Aloha)，他们的雇员可以说是亚洲最愉快的雇员。这些所谓的最佳雇主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魔法。他们只是采取一种文明的人力资源政策，公司领导言出必行。好的雇主不等同于好的老板，因为前者是制度性的机制，后者只是个人的行为。

　　调查显示，名列前茅的20家最佳雇主中有16家是跨国公司。“归根到底，你留不住人，人家就会流入别的新公司来摊薄你的市场份额！”一家跨国公司的总裁说，“我们的哲学是：如果我们善待雇员，他们就会善待我们的顾客，并且善待我们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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