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芳草碧连天

　　曾经固执地以为拥有爱情便拥有了一切，当没了旱涝保丰收的单位时，“爱情”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1989年，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川北一所镇中学教书。那儿有我的单位、初恋情人、 如画的山水。在那里，我渡过了一段美丽时光。

　　学校是一座四角高挑的四合院子，座落在万顷稻田之中，虽是古庙改建过来的，但经几番修补，在30多位教师和近千名学生的簇拥下，倒也书声朗朗，朝气蓬勃。学校后面有一个小镇，小镇的右侧是一条通往远方的泥巴公路，也是连接外面世界的唯一交通要道。小镇后面是一大片松林，听松涛阵阵时男友汪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是我今生的唯一，爱你，胜过我的眼睛”。调皮的野兔便从我们脚旁悄悄溜过。

　　我的任务是上初一、一班语文和该班主任工作。

　　第一次走上讲台，我特地穿了件亲和力较强的学生装，看着那一张张纯朴稚嫩的脸上闪动着机灵的大眼睛，我感到教师职业的神圣和肩上担子的重大。

　　开学那几天，尽管教室里已增添了好几张课桌，但想进我班的人还是排起了长队——有直接找我的，有托人说情的。家长们说，我与汪是强强组合，他们的娃娃在我们的教育下将来一定会很有出息。为此，我们不得不向家长做解释。

　　理顺了班上头绪，工作起来相对轻松多了。

　　课余时间，除了备教案，我们便自己学习。那时学校的年轻人很多，学习空气也很浓厚，有参加自考的、有函授的、有爱好写作迷恋书法的。我在教室里督促学生早自习时，朗读的声音有时比学生还大，学生学习起来也特别来劲。那情景现在想起来还让人激动。

　　我最大的乐趣是每天晚饭后，与一大帮子人走出学校那座四角院子，到那条通往外界的公路上去走一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大家把这种方式叫做“压马路”。如遇下雨，我们几个年轻女教师便撑着花雨伞压马路。流行歌曲在我们那儿流行得特别快，只要一听顺耳，便找来曲子，围着一台嘶哑的风琴，几个回合就熟悉了。压马路时常常是一支曲子接着一支曲子，没有人起头，只要一人哼唱，大家就合着节拍，有板有眼地跟着唱起来。

　　学校内也有竞争，但大家都相处得和谐，尤如一个大家庭。

　　也有心烦的时候，比如学生调皮。这时，汪总会很开心地找我说话，给我讲故事，与我玩扑克，或找几个人来大家一起玩。待我眉开眼笑时，他便教我如何处理类似学生事件。

　　在原单位的那几年里，是他一直扶着我朝前走，那所有的奖状和荣誉都浸透着他的心血。不完全是为了感激，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他的新娘。

　　尽管我们一直努力地工作，奖状码了厚厚的一撂，但我们的工资一直只有那么一点点。再后来，每月还不能兑现，老师们唠叨满腹，校长也无能为力。我与汪孝敬他父母后，真有些捉襟见肘了，但一根冰糕一块吃，还是挺愉快的。

　　1993年，“打工”一词在我们那偏远的小镇已经流行起来。这时，汪对我说，“你先在学校里呆着，我到外面去看看，若条件好了，我再回来接你。”

　　那个稻子飘香的早晨，我送汪去车站的路上鼻子老是酸酸的，但祖母说过，送亲人远行哭了会不吉利的。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说着笑话，但一上车就不再理我。当客车启动的那一刹那，我突然发现：他哭了。我呆在那儿，尽量不让泪流出来，一直到他所乘的客车消失在那条泥巴公路的尽头。

　　他走后，日子过得慢长起来。除了上课，处理班务，就是收他的信、读他的信、给他写信。

　　为了改变我们自己，我只有继续读书。

　　两年后，我来到汪所在的城市读专升本。汪在一集团公司里干着一份体面的职业，听说还是个小头目呢。他常抽空来我们学校看我，与我一起吃饭、有时还陪我看电影，但言语少了许多，我曾埋怨他不会讲故事了，他只是笑笑。

　　他说他现在的这家单位，像他这种打工仔不多，大多是原单位的人。这些人对工作无所谓，房子早有了，福利谁敢少，更不说以后的退休金。一个家庭，女人必须有个旱涝保丰收的单位。他严肃的表情，我没在意，心想只要能与他在一起，就行。

　　省教育学院一般都是教师再次深造的地方。学员脱产学习，原则上是哪来哪去的，也就是说学员毕业后必须回到原来教书的那个单位。但大多数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比如上调、提干、转职、还有的干脆蹲下来一门心思准备考研。那时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已出现通过竞讲引进人才，也就是说，如果哪所学校看中了你，对方就会为你解决工作关系、城市户口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一入进修校门，同学们各自都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我不想再教书，却向往着另一种较为自由的职业，比如记者或有了足够的钱自己开个小店手脚给肚皮打工。但我不敢对汪说。

　　1997年，我终于毕业了。为了我们大家，为了这十多年的感情，我还是十二分不情愿地给老家县教委缴了5000元所谓的的人才培养费，才把所有的手续拿到手。离开原单位那天，老校长将一串崭新的钥匙放到我眼前，“女子，如果你不走，那刚刚建起的两室一厅房子有一套就是你的”。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阳光下那新盖起的教师宿舍楼特别引人注目，我微笑着离开了他老人家。

　　我把人事档案，工作关系放到了市人才交流中心后，放弃了在报社的实习，忙于参加全市在高新区举行的教师竞讲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天，我刚走下竞讲台，一小学校长竟找我谈话，他说如果我愿意进他们学校，他方愿为我解决城市户口、工作关系。

　　我与汪沉浸在未来的喜悦之中。

　　这时，汪的父母从老家来到我们租来的房子里。为一件小事，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其父母眼里，是我抢走了他们的独生儿子，曾以能挑起我与他们儿间的战争，是他们最大的乐趣，当然结果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他们儿子那边，这次也不例外。只是汪没有再像以前那样背着他父母来哄我，反而当面指责我的不是，说什么我不配为他的媳妇。

　　原以为，我是他身上的一根肋骨，我是他派生出来的，同样没了我，他也不能直立，我们俩是一个完整得不可分割的整体。我成他媳妇，他为我先生那只是法律手续迟早的事。平时即使我有异议，也从不与他计较，汪比我懂事，相信他所说的都是正确的。

　　但这次，经他一激，我似乎醒了：原来我是一个有思想、能独立的人，自从有了他，我懒得思想，什么事情都有他心甘情愿地顶着。可他却当着他的父母面愤怒地骂我“不配”，而引起争执的责任不是我呀。经过两天的激烈思想斗争，我终于鼓起勇气对汪说，“我不想再教书。”

　　那一刻，我绞着双手低着头，不敢正视汪的眼睛。他一言不发，最后只是摇摇头，叹气道“随你吧”。

　　那时，没有特殊关系，作为我只有通过教书才能解决单位、城市户口、工作关系，别的只有打工。1997年的中国西部，有我这种想法，一般人是不会接受的。这样，我与汪马拉松似的爱情也就划上了句号。

　　无意中我赶了趟“时髦”，成为都市里“飘”一族。

　　离开汪的头几天，我还能堵气地撑着。一个星期后，仍没见他找我，哪怕是打传呼。偌大一个城市突然没了他的关心，我恐惧得像一头迷路的糕羊。

　　现实是残酷的。为了生存，我不得不打起精神来找工作。我做过家教、社教、营业员、促销员、礼仪小姐、市场调查员、广告策划，在临时租来的房子里，想着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汪已成了心中不能直视的伤口，谈情说爱是一种高档的奢侈品，我消费不起。

　　1998年初，本市一家大型且有影响的报社招人，我带上所有能说明我成绩的东西前去。一个星期后通知面视。老总一边翻阅我的材料，一边问我几个简单问题，这样，我便顺利成了这家报社的一名记者，主持“街坊”栏目。

　　我知道，在新闻这个行道，我是半路出家，同龄人一般都是科班出身，前辈就更不用说了。不论是烈日当空，还是风雨交加，我骑上一辆除铃铛不响全身都响的自行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午一般是一边吃东西一边写稿子，晚上躺在床上还在想第二天应该采访的内容。渐渐地，一些好的独家报道频频见于报端，与读者建立了固定的关系网，他们一有什么事就与我联系，新闻源大大地拓宽了，采访也相对容易起来。当然，有了第一手材料，写作也就不在话下。我的努力得到回报，不但领导肯定同事好评，银行里的积蓄也渐渐多起来。

　　曾经有同学戏言我黑成了非洲人，是的，要在这属于别人的城市里扎下根来，每天我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岂不又黑又瘦才怪呢。

　　这几年来，我忘了自己的伤痛，忘了单位组织的归依、忘了城市户口的重要，甚至忘了自己是个女人。有的只是如何抓到好新闻，如何提高业务，如何炼就一身过硬的功夫。

　　当新世纪的曙光从窗外照进来时，褶皱已不折不扣地爬上了30岁女人的眼角，尽管业务已相当熟练了。

　　没有欢乐也没有忧伤，日子就这样从自行车的滚滚下一圈圈地滚过。

　　汪早已结婚了，其妻是金融部门的。偶尔在街头路尾见他们手挽着手迎面走来，汪就将眼光移向别处，我也只好视他为路人。曾经有朋友问我恨汪吗？我说“不”。我说的是真心话，毕竟过去他给了我许多，只是曾经以为，拥有爱情就拥有了一切，但没了旱涝保丰收的工作单位、没有大城市的户口，你什么都不是。爱情值几何？

　　在空闲时，也在网上看看别人的情感故事。与同事配合得还算协调，但那种撑着雨伞“压马路”的感觉也许永远只属于我的过去。

　　生命还没到达尽头，“飘”将永远伴随我左右------。(编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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