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全

　　一个曾经亲历了“文化大革命”惨酷岁月的中年知识分子，却在尊重知识的年代里屡被整人暗箭所伤，这并非文学创作中的想象，而是发生于笔者身上不堪回首、并仍在继续上演着的连续剧。

　　与单位的冲突源于1988年从内地高校调来深圳某著名国有大银行后。从执教于正规工科大学，突然转到员工素质很差的“财贸单位”做培训老师，强烈文化反差使我内心有点空落；加上触目皆是的外行领导自以为是，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天然敌意环伺于周边，没有很久，心里便时常感到沉甸甸的。

　　最要命的还在于总难抗拒好打抱不平、容不得邪恶的禀性冒升，当大家发现顶头上司利用职权占公家便宜的事后，年轻人凑在一起，由议论到咒骂，最终走上集体向上级举报的道路。

　　出乎我们意外的是，腐败早已在当时形成组织系统的盘根错节。经过组织调查后对当事人的“批评”，不仅可以官照当不误，回过头来更高一级领导反心生怨恨，认定我们是“搞事”的一群，并无端指我为带头者。

　　我向来奉行埋头工作，以成绩服众的哲学。出于对“特区”向往殷切，答应过调进深圳以后，不要求组织出面解决爱人工作调动的要求。但事后才明白我所从事的是一个别人求不到我的工种，手中没有一丁半点权力可供交换；表面看上去当时深圳到处有工作机会，但缺了熟人关系你又很难为爱人安排一个合适岗位。不得已我只能厚着脸皮求单位照顾。

　　没想到这却给人事部门恃权整人以大好机会。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们偌大一个已有一、二千人的大型专业银行，整个人事处从上到下只有一个具正规学历的一般办事人员从事着技术化的电脑管理，由于其人非本地帮派，始终未得提拔。

　　人事部门中那些握有权力的大小官员，眼看深圳不断壮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心中很不是味道，反映在态度上就是对知识分子乃至非我族群的外省人给之以歧视甚至打击。由于我们不明白这一点，举报与提意见的结果得罪了一批有着共同利益的关系网络中当权者。当我怀着向组织求助的心情提出要求解决爱人工作调动问题时，不断给我的感觉是不仅丝毫没有来自组织的同情与关怀，甚至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快意。你去找他，要么他就搬出你当时答应不要组织解决问题的“承诺”，显然你食言了，要么就用怪怪的语气说一些诸如“你是知识分子啊”、“要体谅”、“要为人师表啊”等等怪话；有些小小科长还喜欢搬出我们当年建设深圳住“竹园宾馆”(注：一种用毛竹搭建的临时工棚)的话，言外之意你们是来享受的。有时你气头上提出要调回内地，那些做处长的还当真接话，一本正经地说“可以呀！”毫无同事间共处的友情可言。

　　由于人事部门长期拒不协助解决爱人工作，不得已我找了主管人事的单位一把手。谁料身为一行之长不仅听不进我的陈述，反倒责怪我告人事部门的状，并再次批评我不应该“带头”反对部门领导。使我万分吃惊的是，行长埋怨我为什么不给人家送礼，并明确说现在一点烟啦、酒啦简直不算什么东西，要有更高的才行，说我“不识做”，“不懂人情世故”云云……。老实说我的思想觉悟还没有高到要坚决反对不正之风的地步，但作为双双出身于干部家庭的我们，竟然如此少见识到不拎行情，朋友提点时，还只怕如此做让领导小瞧了我们呢！

　　自打领教了行长大人的教诲，我已经对这家银行彻底失去信心，我开始考虑调到别的单位。恰逢证券业在小平南巡讲话后大发展，有一家金融信托公司的证券部要我去负责一级市场开发，我向单位提出了请调；经过一把手批准，我很快在办理着调动手续，其间有人事部门干部用酸溜溜的语气说，“这下你要去发大财了！”我心想“你又能够如何？我终于得以摆脱这个长期给我带来不愉快的环境！”

　　哪知缺乏社会经验的我正在一步步蹈入精心做局的陷阱。在人事局正式批复并下达调令后，所在部门例行饮了欢送早茶，全部工作亦做了移交；就在应该由人事部门开出行政介绍信与工资关系时，人事处领导却突然借口行长批示要交房为由，让我自行与调入单位商量，找到房子后才能开关系走人；但对方是一个新单位，一时无房，遂陷于僵局。其实按照当时市政府关于鼓励人才流动的文件规定，同城内调动的职工住房应由调出调进双方组织间协商处理，并明确规定不准以房子卡人。我夹在中间，经两方穿梭交涉无果，遂向原单位提出回去工作，却被人事部门领导以本人已不再是本行职工为由无理拒绝。

　　悲愤中，我已失去同这些当权者继续周旋的耐心，我选择不再理睬，我要用房子拖住他们，让他们因此感到为难并付出代价……。尽管现在看来，这一思路实在幼稚，因为我住的房子说到底是国家财产，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但当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离开原单位后我开始凭本事闯荡江湖，做过农村企业的高参，搞过中外合资企业，也在大型股份公司中任职过部门老总。1996年底，深圳市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处级企业领导干部，我以笔试排名第四，综合成绩第一获组织部考察。令人难以想到的是，当组织部找到我原单位，对档案进行审查时，竟然发现有我所不知道的所谓“自动离职”决定，而这一典型的“文革”式塞黑材料手法，完全是背着我的私自行径。由于这一莫须有的“污点”，我理所当然被逐出局。因为这我将原单位告到了劳动局、人事局直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处。领导有批示，劳动局专门为我下文；毕竟是人微言轻，除了浪费我一些时间外，至今没有任何单位真正关心过我，也从来没有一级组织的大小领导找我谈过一次话，或哪怕是打一个电话；只有原单位房管部门每年一次的例行公事来信，或催交租金、或敦促买房。

　　我现在是一家中央媒体的编外记者，同时我也在为不少报刊撰写稿件。没有单位固定给我发工资，没有失业和医疗保险可资享受，不断见涨的特区高薪与我无缘；在很多同学已经是厅局级干部的同时，我只是一个无业游民，一个靠老婆养着的40岁研究生学历者。但与此同时，我已成为一个享有社会知名度的理论研究者、专著作者、社会活动人士和喜欢用笔为弱者打抱不平、揭露黑幕，自问尚存一线良知并恪守职业操守和党性原则的新闻工作者。

　　我懂得个人际遇是一个时代的折射，同时也深知它是精神同体制间的冲突；是正与邪较量、追求进步同人事腐败间的激烈斗争。我这一辈子的前程可能毁灭于“文革”阴霾笼罩，但设若它能唤起世人的警醒，我愿意背负起这沉重的十字架，与邪恶作最后的决战。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编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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