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教授，但他们同时也属中国最富有的阶层。

　　像袁隆平、李卫武、周开达这样富有的教授，在中国为数很多。比如联想的柳传志，比如海星的荣海。

　　李卫武有些像柳传志，路虽然不同，但都是一个很优秀的学者兼很优秀的商人。袁隆平和周开达并不渴望商业游戏，但是他们掌握了商业和资本领域最核心的技术和产品，由此富甲天下。

　　我们认为，他们拥有财富是值得骄傲的。

　　李卫武

　　畅响公司要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教授公司，中国最大的民营生物工程基地和由100个教授组成的中国民间最大的生物研究所。“实验还得继续下去，我还称不上企业家呢。”

　　袁隆平

　　虽然袁隆平出身城市，但他对水稻的痴迷远远胜过农民。“我对农田的喜爱缘于6岁的一次郊游。那红红的桃子，绿绿的葡萄，让我欢喜极了。”袁至今仍每天上下午去田间地头。“只要地里有一颗稻子，我就坚持下地。”

　　周开达

　　办一家种子公司是周开达多年的梦想。特别是以袁隆平命名的“隆平高科”上市后。但周和一切渴求财富的人不同，他并不在意冠名权能为自己带来多少钱，而是想更加甘之若饴地享受着别人无法体会的乐趣——研究水稻。

　　袁隆平我不在乎我有多少钱

　　袁隆平又叫0998。

　　袁隆平说：“都是别人说我很有钱，我根本不在乎我有多少钱。”袁现在持有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50万股，占总股本的2.38%，排在第四大股东的位置上。按8月7日收盘价每股32.19元计算，袁的股票市值超过8000万元。

　　“我不懂资本市场，只懂水稻。水稻和股票完全是两码事。”袁隆平说，这只股票只是个形象，上市对杂交水稻打入国际市场很有好处，同时也使杂交水稻的科研经费得到了保障。

　　73岁的袁隆平在长沙郊外的马坡岭平静地说：“我的250万股股份3年后才能流通，现在只是账面上的亿万富翁。”

　　挑战水稻极限

　　袁隆平说：“我的理想是让杂交水稻走向全世界。”

　　早稻的产量理论上可以达到2000公斤，晚稻2300公斤，中稻可以达到3000公斤，“即使打个对折，也说明现有水稻提高产量的潜力很大。”一提水稻，袁滔滔不绝。

　　袁隆平一直主持湖南农科院内的“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工作。“我们研究所有两个主要任务，一个是优质米；第二个是超级杂交稻。”袁透露，农业部的两个指标：第一期在2000年大面积亩产700公斤已经实现，第二期是2005年实现亩产800公斤，争取提前两年完成。“我们在试点田里发现了比亩产700公斤增长8%到10%的苗头，所以我有信心。”

　　“我跟我的同事们曾打了个比喻，一个高产的优良品种就像一个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一个优秀的篮球运动员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高大的体形，架子要好，第二个是要有充沛的体力。一个优良品种的培养，我们对它形态的改良，这就是架子，另外，我们比外国人技高一筹的是杂种优势，国外现在搞超级稻，主要是形态改良，但是没有杂种优势。”袁道。

　　袁被尊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他解决了中国的温饱问题。自70年代以来，中国在推广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后，每年可多产粮食数百亿斤。现在，杂交水稻已占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杂交稻谷占中国稻谷总产量的58%。

　　虽然袁隆平出身城市，但他对水稻的痴迷远远胜过农民。“我对农田的喜爱缘于6岁的一次郊游。那红红的桃，绿绿的葡萄，让我欢喜极了。”袁至今仍坚持每天上、下午都去田间地头。他说：“只要地里有一颗稻子，我就坚持下地。”

　　“我喜欢很多东西”

　　“你知道吗，我小提琴拉得不错。”但是一只裤腿高一只裤腿低，皮鞋上沾满了泥的袁隆平怎么看也不像有艺术细胞的人。

　　“你信不信，我可以拉《平湖秋月》和《青春圆舞曲》。”袁的神情像个五岁孩童。

　　袁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有几个同学会拉小提琴，我也跟着拉，“我拉提琴用湖南话讲是‘豆把提琴’，是乱弹琴”。

　　袁的办公室8平方米左右，外面是一间摆着两排木椅的接待室。办公室内杂乱无章，那里常年挂着一顶草帽，很像一个常年下乡的乡长。

　　“我总是丑媳妇怕见公婆，记者要拍照，我总觉得糟糕了。”袁哈哈大笑：“有一次我看到爱因斯坦的办公桌比我的还乱，我说不怕了不怕了，凌乱里面有凌乱美。”

　　事实上，袁的爱好很多。他的秘书辛业芸说：“他一爱摩托车，二爱逛街买皮鞋，三爱打麻将钻桌子。”

　　下面是袁关于爱好的投资一览表：已经购买各型号摩托车10多辆(注：但买一辆送一辆，大部分已送给了别人)，皮鞋不计其数(袁至今仍保持每周五陪老伴逛街，几乎都要买回一双皮鞋，也已大部分送人)，平面直角大彩电三部(每部价值2万元左右)，羚羊轿车一部7万至8万元(注：此前湖南省已为袁配备了一部奥迪A6专车，袁对购买羚羊的解释——“拉动国内需求”。)

　　袁隆平对记者说：“我怎么打扮也不像城里人，如果别人说袁隆平很农民，这就对了。”

　　周开达命运的玩笑

　　四川农大内定了三大“名人”，一位是革命烈士江姐——江竹筠，一位是希望家族成员陈育新，而第三大名人水稻专家周开达院士的“赫赫名声”却仅局限在水稻研究界和农大学生中。今年春天,周开达院士却突然“火”起来，广被投资界和传媒关注。

　　同袁隆平一样，68岁的周在水稻学术界德高望众。而现在更引人注目的是：资本主动上门要为其添上财富光环。盯上周开达是神秘的新疆德隆集团。

　　新疆德隆意欲同周开达院士联手打造中国股市的第二个“隆平高科”——“德隆开达”。利用周在水稻研究技术和品牌，双方将成立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一体种子公司。进而打造中国最大的种子公司。周开达院士将以冠名权取得20%左右的股权，这将比袁隆平更值钱。据透露，此前德隆已同周所在水稻所有过一次失败的合作谈判，此番组建新公司完全是同周本人合作。

　　办一家种子公司是周开达多年的梦想。特别是以袁隆平命名的"隆平高科"上市后，周开达加快了自己的种子公司的建设。但周和一切渴求财富的人不同，他并不在意冠名权能为自己带来多少钱。在四川农大，周几乎过着一种自虐的生活，他和夫人始终住在18平方米的单身公寓，没有卫生间和浴室，在患了糖尿病后仍不肯搬出。在这种外人无法理解的环境中，周开达却甘之若饴地享受着别人无法体会的乐趣——研究水稻。

　　以他领衔的川农大水稻研究所共为农民带来300亿的水稻增收。周院士的水稻产品占领湖南、江苏、浙江、四川、越南、缅甸等地市场。连隆平种业每年调川农水稻所的种子都以百万计。因在水稻研究上的贡献，周不仅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而且还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享有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而德隆方看中是周开达在水稻研究上同袁隆平各有特长，尤其是周在中晚稻方面有领先优势。

　　受隆平高科上市的诱惑，众多的投资者蜂拥上门。但有的投资者直接告诉周给多少钱，只用周的名字作股市概念。让周十分反感，周开达同样不放出控股权，这让当时想拥有控股权的公司德隆抱憾而出。而当时合作失败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技术，基地所有的产权均属四川农大，农大也不可能放弃控股。周同袁隆平一样，属于私人的仅是个人的名字。

　　去年，在周的奔走下，终于又有几家投资者愿意注入资金。一个按照创业板规模的公司很快筹建起来，取名“开达种业”，本来预计今年6月成立，但《种子法》的颁布让周开达的梦想破灭。照种子法规定，注册资金必须在3000万以上才能开办种子销售公司，这笔巨资对水稻所和开达种业来说是天文数字。

　　德隆就在此时介入。此前德隆在贵州、重庆、四川三家种子公司在当年获得赢利。在收购一系列国有种子公司中，因产权等原因也让德隆颇为头疼，德隆有意重新成立一家集研究、生产、销售一体的公司，拥有自己的种子专利。德隆计划注资3000万元借周开达在种子界的权威来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周开达的名字似乎也将成为资本市场中又一个教授概念。

　　但人生就是如此无常。

　　周开达院士可能再也无缘享受资本送来的财富。去年年底，一场突发的脑溢血打碎了周院士多年的种子产业梦，他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实验室，疾病让他失去意识。

　　这让双方的合作变数丛生。

　　李卫武经商实验

　　教书和经商，两种不同的人生角色，一个人能否在其间腾挪自如？

　　教授李卫武决定拿自己做个实验。

　　李的实验开始于1998年,那时55岁的李已在华中农大教了几十年的经济学，他以20万元注册成立湖北畅响生物工程园有限公司，拉了8位教授，搞起了生物药剂生产销售。

　　2001年7月，李卫武为三年实验做出实验报告，公司注册资金从20万元增加到2000多万元，在武汉、海南拥有3个生产基地，产品遍布十多个省市，2000年赢利5000万元。已完成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准备。上市后若按每股10元计，李卫武个人资产将超过4000万元。

　　实验结论：基本成功，否定了“教授经商，赔个精光”的论调，但距离企业家的梦想还很远。

　　“三年恍若一梦。”李对记者大笑：“不过是好梦，还会让人上瘾。”

　　“59岁革命”1998年7月，华中农大爆发了一条新闻，经济学院的李老头下海了，搞了一个什么畅响公司，还诱惑了几位年届60的老教授，要搞“59岁革命”。

　　“轰动是私下的，”李卫武回忆，“革命是真的。”他解释“革命”的意义是让生命重新活一次。当时正是全国讨论国企领导人“59岁现象”的时候，我就发明这个词。

　　萌发办公司的引子是周注意到周围有一大批快要退休的专家和教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科研成果，科研能力没得说，但不少优秀科研成果要么搁在实验室里，要么锁在档案室里，这些成果其实耗尽老教授们一生的心血。

　　“它们再次引起注意很可能就是在追悼会上。想来就让人心疼。”教了多少年经济学的李感到生活中需要制造点改变。

　　李卫武到美国访问，看到许多教授以开公司为荣，特别是哈佛大学公开鼓励教授至少20%的时间在外兼职，正因为如此，全美5000强企业中五分之一的老板出自哈佛大学毕业生，因为老师自己的经历就是教学案例。

　　李征求家人的意见，在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的夫人十分赞成，因为在澳大利亚许多教授都有自己的庄园或农场。

　　其实此前，李卫武曾有过两次失败的创业体会。1990年，李卫武协助国家、湖北省科委策划搞东湖农业科技园，因中途更换领导而夭折。1996年李卫武再次游说洪山区政府领导筹建农业科技生物园，投资者中途失去信心，把钱改投房地产。这次，李决定自己干。

　　李拿出准备买博士生导师楼房的12万稿费，又鼓动8位老教授集资8万元，总计20万元注册成立畅响公司，主业定位在为农民提供生物制剂产品。

　　“失败的话，面子上会有影响。”李强调，“九个老家伙还是有点悲壮的心情。毕竟我们是华中农大教授中首批下海者。”

　　生死劫

　　从教授的角色到工人，这些在大学、学术界有头有脸的老头们适应还挺快，但颇有曲折，因为市场只认产品和服务。

　　60岁的杨竹青等几个老教授为了产品能占领南方市场，在广东一呆就是三个月。一次在梅州进行沙田柚实验，由于杀虫剂的效果很好，农民怀疑杀虫剂有毒，杨教授急了，仰脖当场喝下产品，证明产品无毒。

　　苏雄教授患有严重的帕金森病，但为了分离出高质菌种，一干就是四个月。

　　60岁的郭开源教授，负责实验基地工作，150天同工人吃住在一起。

　　一位老教授接连遭遇妻子、儿子去世，但仍未放下工作。

　　这样的故事在每位教授身上都可讲出一长串，但命运并未被他们的“革命”精神所打动。1998年底毁灭性的劫难还是降临在李卫武和他的公司上。

　　产品是一流的，教授们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但20万元的启动资金对新公司是杯水车薪，日常开支捉襟见肘，钱很快消耗得所剩无几。教授们的工资降到了小工的水平。李卫武四处筹借资金，可屋漏偏逢连夜雨，求钱心切的李卫武还让一自称可引资300万的无业游民骗出最后两万元。公司被迫搬家，没有办工桌椅，教授们只得搞一些短、平、快的项目，不仅未起作用，反倒亏几万元。

　　人心开始动摇，部分员工开始退出，这对李卫武的打击颇大，因为这些退出的人中，不少是他的学生，因钦佩他追随而来。李开始整夜睡不着觉，为资金愁白了头。

　　最大的打击来自于家庭，一惯支持他的夫人改变了态度，担心因办公司影响教学、累坏身体，破坏其在学校的形象和名声，将来的退休金也有可能受损。终于有一天，李卫武回到家，发现全家人众口一辞反对他再搞公司。担任武大副校长、武汉华软集团董事长的弟弟答应出面将债务处理掉。

　　“今天谁再阻拦我，我就从这儿跳下去！”李回忆，当时他很激动，一边说一边走向12楼的窗口。家人都呆住了，李的抗争得到胜利，没有谁再敢劝他。

　　在绝境中，一位残疾人企业家雪中送炭，支援10万元，公司用这笔钱建起了第一个实验室。洪山区同意财政贷款30万元。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教授们的心血得到回报，产品开始打开销路。1999年，畅响实现赢利500万元。

　　但资金匮乏仍是李卫武的梦魇，公司扩展太快，现金流量成为制肘。2000年初，公司资金缺口扩大到200万元，生产眼看就要停止，李天天在武汉各大商业银行周旋，结果是十多家银行一分钱也不愿贷，因为畅响公司没有土地等固定资产，又没人愿意出面担保。

　　在李卫武为钱奔波时候，许多券商、上市公司、投资者却提着钱袋找上门来。畅响公司在湖北渐渐被媒体发现，被称为“教授公司”。

　　“他们极为看好畅响公司的产品、技术、人才、盈利前景。但都想要控股权。其中一家上市公司承诺，只要让出控股权，愿出5000万元投入。”

　　“这些钱都不敢要！”李向记者强调：“让出控股权意味着什么。我们搞这个公司就是为了证明自己，‘革命’快要成功，为什么要将公司卖掉？”这些送上门的钱，李卫武纷纷拒绝。

　　唯一的路只有改制，进行股份制运作，让畅响上市。

　　蜕变

　　2000年3月，李卫武开始操刀改制。一传出招股的风声，立即有12家公司找上门，其中还有武商集团等几家上市公司。

　　经过慎重考虑，李选择了上海联创贸易有限公司、深圳网证公司，湖北德利公司、湖北高科物业四家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它们共同出资1350万元成为畅响公司的股东，持股38%。而畅响公司以原有资产和技术入股，持有公司62%的股份，而李卫武本人获得20%的股份。“这几个股东对管理层很放心。”李卫武说，

　　2000年8月畅响召开股东大会；9月湖北省批准股份制改造；11月工商注册；12月同有关券商签定辅导协议；同月向中国证监会提出上市申请；2001年3月，证监会正式批准为拟上市企业。2001年7月，对外发布公告。

　　“按10元一股市值计算，上市后我有4000万元资产。”李教授笑道，当董事长的弟弟现在承认，畅响比他的公司发展快。

　　“钱仅是一个数字，重要的是人的观念转变。”回忆三年的实验，李卫武最大的感慨是，“在经营中学到的东西超越想象，要否定自己许多过时的东西。许多人害怕风险，担心失败，不敢走出固有的生活，也就不会收获。”

　　而李的大胆不仅使他拥有了一家成功的公司，而且他的经历被学校和教授们所肯定。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经济学课程更受学生欢迎了。

　　对于下一步，李卫武计划把畅响建成中国最大的民营教授公司，中国最大的民营生物工程基地，由100个教授组成的中国民间最大的生物研究所。

　　“实验还得继续下去。我还称不上企业家呢。”李说。

　　李楚权国外“圈钱”

　　我会以现成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环保车梦想。我的每一部车都会赚钱。

　　在2001年8月8日之前，几乎没有人在意这家名曰“明华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企业，而正是在这一天它以英文名“MGIH”取代了纳斯达克[微博]的上市公司“PNGR”，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民企身份成功登陆国际市场。李楚权由此也一夜成名。

　　李的名片揭示着他的身份：明华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在他的背后有明华企业(新加坡)有限公司、明华集团国际控股(罗马尼亚)、明华集团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三家海外公司和明华投资有限公司、明华环保汽车有限公司、明华远洋捕捞有限公司、广东边防大酒店等11家国内企业。据称，明华集团资产总额逾10亿元。

　　虽然自称心情平静，但李楚权的语气还是流露出志得意满。“我希望明华的经验可以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去国外融资，花外国人的钱。”

　　李透露，明华国际控股此次借壳的泛亚达公司原系一家IT公司，1996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后，股价疲软，最高时仅每股2美元，最低时竟降至每股0.16元。而明华持2800万股成功控股其70%的股权后，股价升至前所未有的2.7美元。而在公告更名的同时，明华国际控股同时将公司总股本从4000万股扩充至2亿股，首期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配售了3000万股，一举融资6000万美元。李楚权的口袋里等于多了近5亿人民币。

　　李楚权自称所有的借壳运作均由自己一手把握。他借壳的卖点是1999年从深圳首届高交会上买下的“复和电动环保汽车”项目。当年该项目曾以3.29亿元的成交额广受瞩目。随着电动环保汽车产业化的成熟，李楚权也完成了对其的资本包装。李国际借壳的手法极为老道，方案设计也似乎滴水不露，目前已登陆纳斯达克的“明华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持有“明华集团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而该公司又持“深圳明华环保汽车有限公司”85%的股权。李苦心栽培的环保汽车项目沿着深圳——香港——美国的三块跳板，一举跃到了纳斯达克的显示牌上。

　　45岁的李楚权有着浓重的潮汕口音，他自称出身行武，80年代末开始创业。但李与其它谈起发家史就滔滔不绝的民营企业家不同，他对自己具体的创业史历程讳莫如深，提这个话题就顾左右而言他。他强调自己和明华的原则就是低调。和所有善做生意的潮汕人一样，李非常明白“说与做”的关系，他的精明是显而易见的。

　　李楚权的最大的兴趣似乎就是推介明华环保汽车项目。他强调首期融来的6000万美元将全部投入环保汽车的产业化运作。除了和中科院、清华大学等机构组建“明华国际环保汽车研究开发中心”外，李今年还将兼并4-5家中小客车厂。今年年底将有6部环保大巴和10倍环保中巴下线。

　　“我会以现成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环保车梦想。我的每一部车都会赚钱。”李的宏伟目标是在2006年凭借环保汽车项目实现50亿元的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