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出生于四川省新津

　　●1982年，与他的另三个兄弟各自辞去公职共同创业。次年，刘氏兄弟建成养殖鹌鹑的育新良种厂。

　　●1986年，刘氏兄弟创办专门研究饲料的希望科学研究所。两年后，刘氏“希望”饲料试验成功。

　　●1989年，创建了一座年产10万吨的中型饲料厂，同时向市场推出“希望牌”一号乳猪全价颗料饲料。

　　●1991年，刘氏兄弟组建成都希望集团，刘永行任董事长。

　　●1995年，刘氏兄弟分家，刘永行分得“希望”东方公司，任董事长。同年，刘永行创建“强大”集团，并任董事长。

　　●1997年，刘永行开始实施“光彩事业”。

　　●1999年，刘永行的企业完成利税总额居四川省第一位。

　　2000年11月，刘永行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名富豪第2位。其个人及其兄弟财产为10亿美元。

　　刘家兄弟善于利用知识解读国家的新政策。在“不得不变”之前，他们转变思路，先人一步，勇立潮头，辞掉“铁饭碗”,开辟一条“希望”之路。

　　(1)果断的决定

　　1982年，中国的农村改革正在走向深入之际，中共中央发出了科技兴农的号召。一时间，广大的农村乡镇掀起了一阵阵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

　　一天，在四川成都新津县古家村的一户农家门前，有4个才回到自己家乡的年轻人正谈得热烈。

　　这四人就是后来名震四方的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和刘永好兄弟。

　　他们本来都在国家的企事业单位工作。老大刘永言在成都906计算机所工作，老二刘永行从事电子设备的设计维修，老三刘水美在县农业局当干部，最小的刘永好在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任教。

　　“农村正在进行改革，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人，应该投身到这场改革中去，千年不遇的大好时机，趁着年轻，趁着我们还有一股子拼劲，有不算笨的脑子，大干一场吧！可不能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啊！”心有灵犀一点通，四兄弟想到一起了。

　　这样的果敢决断，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但刘家四兄弟铁定了心，一声“干”，就把一个天大的决心砸在了家门前的黄土地上了！

　　刘家四兄弟就这样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作为农民儿子朴实而又崇高的心愿，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农村的改革大潮之中，投入于科技兴农的热潮之中了。

　　他们选择的是养鹌鹑。

　　鹌鹑，他们过去大概只听说过，如今却要弄来养了。听说这小鸡儿似的东西营养价值可高呢，售价也很高，大批量地养大了，能卖出很好的价钱。

　　他们把鹌鹑养起来。先是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养。养大一批后，看到市场上的价格果然很好，更来了兴头，决定扩大生产，在村里建起一个小型养殖场，再饲养良种鸡。

　　这个好消息也鼓舞和带动了古家村的其他村民。此时古家村里的其他人还都只是种着各自的责任田，肚里填饱了，身上还寒着呢。看着刘家兄弟养这养那，都很敬佩，想等他们做出了致富的榜样，以后也就可以学着这么干。

　　川中人心地善良，好助人。刘家四兄弟扩大养殖场，村民们都来帮忙，搭茅屋，架动力线，还一起动手为养殖场修起了一条简易公路，因为日后大量的鸡，要一车一车地运到城里去。

　　小小的养鸡场办起来了，投资不算太大，却也是一笔不小的钱。小弟刘永好听说成都那儿有家畜市场，也许可以去那儿出售一些呢。于是，兄弟几个就连夜劈毛竹削蔑片编竹筐子，然后由刘永好第小二天一早骑自行车，驮到成都的家畜市场去卖。倒也不错，果然有买主来问价，到了下午，就把带去的小鸡卖完了。

　　这样，有了个好开头，兄弟四个的眉头也就松开了些，于是再接着去卖。这样辛苦了一个月光景，愚公移山一般地把8万只小鸡一一出手了。

　　等到把最后一只小鸡卖出去后，四兄弟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还算好，算了算帐，辛苦了一两个月，也有了万把元钱的赚头。在那时，这就很不错了。

　　(2)科技带来了希望

　　兄弟四个接着又尝试起养猪，培养良种蔬菜，还想着种水果，四川的黄土地能生长许多可供人们享用的东西。他们四兄弟都拿出了各自的特长，买来各种资料书籍，跑市场，跑图书馆，请教农技部门的干部专家。

　　一样，再一样，把各自可能利用科技致富的门道都摸了一遍以后，他们又走回到原先走过的那条路上来了。

　　他们决定搞一个大型鹌鹑养殖场，进行大规模的鹌鹑养殖与开发。

　　于是，就在1982年底，他们终于建成了一个大型的育新良种场。但是，当他们把这个养殖场办起来时，却正值成都地区“鹌鹑热”急剧降温，许多原先养鹌鹑的专业户纷纷收摊不再养了。

　　有人劝他们不要再搞下去了，“连养鹌鹑的专业户都没有了，你们把这些小鹌鹑孵出来谁来养？”

　　可是这刘家四兄弟都有一个相同的脾气，那就是认准了路就死也不回头。他们认定，只有疲软的市场，没有疲软的产品。那些失败的专业户是因为养鹌鹑的成本太高，技术不过关，这才亏本搞不下去的。刘家兄弟自信地说：只要我们有技术，把成本降下去就可以搞出名堂来！刘家四兄弟在这种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闪烁出了他们身上知识的光芒！

　　为了把成本降到每只鹌鹑蛋只要三四分钱，他们就大量地查阅资料，开动脑筋，找出最佳的养殖方法。

　　他们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世界上养殖鹌鹑最多的国家要数日本、朝鲜、德国和法国，而且他们都有各自一套独特的养殖技术。但在中国，对鹌鹑的养殖才刚刚开始，技术上几乎是零。

　　刘家四兄弟暗暗发誓：一定要创出一条中国人自己的鹌鹑饲养法，为中国悠久历史的养殖业添一份光彩！

　　此时，这四兄弟便把各自的看家本领都用上了。他们把电子计算机应用于饲料调配和育种选样，很快就摸索出一个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立体养殖方式。这种方式即：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粉养鹌鹑。这是一种新型的生态循环饲养法，由于这样的方法使得成本大大减少，鹌鹑蛋的成本就降到了与鸡蛋一样了，于是很快就赢得了市场。

　　先进的科学技术带来了新的转机和希望。刘家的科学养殖鹌鹑法让养殖致富重新闪现出诱人的光彩，于是，不用多久就在新津县再一次掀起了养鹌鹑的热潮，一时间，全县就有了数百上千个养鹌鹑专业户，饲养鹌鹑计90万只，全年的鹌鹑产值达到了900多万元。这个数字在那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天文数字。

　　到了1986年，刘家兄弟办的育新良种场已年产鹌鹑15万只，产品除了供应国内16个省外，还批量销往前苏联等国家和地区。在那几年里，养殖场的经济情况大大改善，不光建起了更为先进的场合，还买来了汽车，用于运输。还有了小轿车，可以坐着到各处去签约谈生意。

　　刘家四兄弟为中国的鹌鹑养殖业在科学技术开发上做出了贡献，他们研究出了“鹌鹑红羽、麻羽杂交鉴别雌雄离种体系”，还有整套的饲养鹌鹑技术。这些已被国家科委鉴定验收，列入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3)致富不忘穷乡亲

　　走在了农村致富路前列的刘家兄弟，当然没忘记他们仍然还很穷的乡民们。他们的事业一尝到了甜头，就动员古家村和附近的村民一起来走科学致富之路。

　　在他们的带动下，新津县在那几年靠着养鹌鹑这一条致富路，硬是把原先的贫困帽子甩掉了。县里形成了以运输、编笼、饲料及肉蛋加工等专业分工为特征的“一条龙”生产配套体系，养鹌鹑这一传统优势行业至今还在新津县保持着，每年饲养鹌鹑400万只，年产值在1亿元以上，是全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鹌鹑王国。

　　1986年11月，全国的“星火计划”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到正在大力发展着养殖业的古家村来视察。他看到这个过去很穷很落后的村子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一幢幢的新建小洋房掩隐在绿树与翠竹之中，村中新修了街道。车来人往，人们的脸上是自信与幸福的微笑……

　　宋健看到这些，心里很激动，就在刘家四兄弟的养殖场办公室里提笔写下了一行大字：“中国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

　　临走时，这位领导人再三地叮嘱兄弟四人，“你们放心大胆地干吧。我希望下一次见你们时，你们已干得更出色了！”

　　刘家四兄弟当时感动得涌出了眼泪。他们没想到国务院领导会这么器重他们这四个农家子弟，会对他们办养殖场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四兄弟整整一夜都没睡着，抽着烟，他们把宋健委员题词中的一个寄寓着未来前景的名词作了他们养殖场的名称：“希望”。

　　从此一条希望之路就在他们的脚下延伸开了。

　　“顺势而为，快人一步”，刘永行总比别人早发现市场的变化，早发现“发财的良策”。从开辟“希望园”，到决战洋产品，从而重振“民族魂”，他托起了“希望”的太阳。

　　在一个特别的机会，刘家兄弟们看到了一个让他们气愤的广告片。

　　这是某国推出一部广告片：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只能看到低矮的茅屋，烂泥地满是污水，肮脏的小孩赶着瘦巴巴的猪崽乱跑……接着镜头一转，是一家饲料工厂，高大的厂房，流水作业线，身着洁净工作服的职工带着微笑的忙碌。这是某国在中国办起的饲料厂。然后，污泥荒地不见了，变成了一片崭新的天地，猪儿肥羊儿壮，鸡鸭满圈……看过之后，你就看出了一个宣传目的：多亏了某国的饲料，才把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民给拯救了。

　　(1)挑战洋饲料

　　但是，尽管对某国的广告片气愤，你也不得不承认，在四川，或在中国的不少地区，确实有一个让他们心颤的事实，那就是，外国饲料已经在中国占据了很大的市场，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据统计，到1990年，全国兴建的中外合资饲料企业就有二三十家，几乎遍布了全国各大城市。仅一个跨国集团在中国每年就从饲料上赚去人民币数亿元。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外国饲料商打入中国市场后，就开始在中国城乡大量倾销一种具有现代概念的全价饲料。这种全价饲料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长驱直入，发展迅速。所到之处，很快就冲垮中国传统的饲料工业。洋字号的产品迅速向中国农村渗透，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饲养方式和饲料结构。这固然是对我国饲料业、养殖业的一种促进，更是对我同民族饲料工业的严重威胁和挑战。

　　全价饲料确实代表着一种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它的出现在我国城乡养殖业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农民看到这种饲料喂猪，投料少，催肥快，猪长得红肤嫩肉，油光发亮，而且操作简单省力，既干净又轻松，虽说饲料价贵得惊人，但一算，还是合算的，于是都要买来试试，一试也就尝到甜头，再也放不下手了。

　　全价饲料很快就在各地走俏起来，中国第一养猪大省的四川，过去曾经人争我夺的地方饲料马上就无人问津了，而在另一处，购买全价饲料却彻夜排起了长队。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对这种全价饲料实行计划分配，得走后门托关系，有的农民为了得到全价饲料还得买名牌烟酒去送礼……

　　在这一片热闹非凡的争购全价饲料的后面，是一家家国有或集体的饲料工厂减产、亏损、转产甚至倒闭。

　　这就是竞争。竞争是残酷的，这种状况让中国人心酸，因为它表明外国人用猪饲料打败了中国饲料工业……

　　在这一片硝烟未尽的饲料“侵略战”后的废墟上，还有谁来支撑起中国人的天棚？有谁来对那些外国人的饲料说一声：嗨，别猖狂，我来了！

　　有的，刘家兄弟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看到了外国饲料侵入中国的一面，同时又意识到中国广大农村的饲料天地是广袤的。这里潜伏着更大的机遇和成功的机会！刘家兄弟看到了难得的创业机遇。所以，他们决定要在饲料上大作文章，大干一场！

　　(2)艰难的历程

　　早在1982年与1984年间，刘永行兄弟们刚开始办良种鸡场时，就曾经默默地进行了饲料的研制工作。那时他们专门喂养了100多头猪作试验，邀请了省内及国内的著名专家学者共同研究饲料的配方，积累了许多有效的经验。经过初步试制，刘永行看到，要降低饲料的成本，提高品质，关键是增加配方及生产工艺中的科技含量。若要与国外那些先进饲料一比高下，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科技。

　　1985年，刘永行投资200万元，创办了“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又拿出300万元建饲料厂，400万元搞科研，聘请了30多位专家教授任专职或兼职科研人员，又派出了不少科技人员到前苏联、美国、波兰、澳大利亚、法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考察，并邀请国内外专家访问交流。

　　在研制中，他们发现国际畜禽饲料营养成份中普遍使用的氨基酸，国内尚无工厂生产，而同时刘永好得知前几年省里进口了一批氨基酸却堆在仓库里却无人问津。于是刘永好马上派人去把这批氨基酸买来，投入试研之。

　　研制新型乳猪营养饲料一般都离不开鱼粉。但国内厂家生产的鱼粉质量不过关，进口却需要大量的外汇，买不起。怎么办？刘永好想到了当地的一种东西——蚕蛹。这种东西在四川多得很，蚕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能不能代替一部分鱼粉呢？他与研制人员一起试着把部分蚕蛹干粉与鱼粉混用，经过反复试验，证明效果已接近全鱼粉，而且成本也降下一些了。

　　为了提高乳猪饲料转化率和日增重，刘永行先后投资了近5千万元的费用，广采精选，反复论证，筛选出了33个配方进行试验。

　　刘家兄弟的脑子很活，在试验中往往不断地想出土法，想出本地特有的一些代用品，以代替那些难以弄到手、成本过高的原料，而同时又能保证饲料质量不比外国的饲料差。

　　由蚕蛹，他们又想到了用奶品公司的奶液下脚料，用工业奶粉进行科学配方来提高乳猪饲料转化率，这一想法经过多次试验后，证明很有效。用这种原料配制生产出来的饲料，不但完全符合营养标准，大大提高了消化率，而且成本也降下来了，做到了价廉物美。

　　刘家兄弟试制出来的希望牌新饲料，经过几个试验点的试验，证明有多种优点。第一，省时间。猪仔从断奶到长成大膘猪仅需3—4个月，比传统的周期缩短5—8个月。第二，省力。这种饲料喂猪很省劲，一边放饲料，一边放清水，比传统的打猪草，切料，煮料这一系列手续省了将近90%的劳力。第三，新饲料不用煮食。第四，按料内比折算，用1斤希望牌饲料喂猪，可比传统饲料节约1斤粮食。如果按亩产粮食千斤折算，那么10万斤饲料节约的粮食，就相当于20万亩良田的产量！

　　科技知识又一次显示了其强大的威力。献身干事业的人们，一旦与现代科技知识结下不解之缘，就会变得格外聪明，就会一往无前，无往而不胜，创造出不可估量的奇迹来！

　　(3)扬眉吐气的成功

　　有了良己的希望牌饲料，刘家兄弟就可以与进口饲料比个高下了。

　　1989年初，憋了好几年气的刘家兄弟们投资了300多万元，购买了国产颗粒机等关键设备，自行设计，自行配套组装，不但节省了70%的资金，而且还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了一座年产10万吨，从技术到设备完全国产化的饲料厂。

　　洋饲料中最王牌的就是正大饲料。这是打遍世界的，少有对手的跨国集团，近年来，在中国最走红。而且说起来，刘家兄弟与正大饲料早在两年前就有过一次交手。但过去的那场交战，只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遭遇战罢了，而此时到了大批量的饲料生产，大规模的猪饲料之战，将是一场真正的大战役。

　　在经过了一轮轮的攻坚战与攻心战后，“希望”在市场上很快站住了脚，有了越来越大的阵地。在销售量与日俱增后，“希望”又迅速扩大生产能力，到1990年元月，饲料的月销量达到了创纪录的4000多吨，大大地超过了成都正大有限公司。

　　“希望”与洋饲料的大规模竞争，不光在这两家饲料厂起到了很好的促进技术与价格改进的作用，还启动了整个饲料市场向“质量、品种、效益”的良性循环方向演进。在这两家大饲料厂的推动下，其他原先档次与质量不过关的众多小饲料厂家，也纷纷改进生产工艺和配方，使销售额成倍增长。

　　中国的民族饲料工业在这一场竞争中得到了洗礼与壮大。希望牌饲料终于创出了名牌，站稳了脚跟，确立了自己在西南三省的饲料主导地位。

　　在竞争中大获全胜的成都希望饲料厂的销量自1990年的6万吨一直往上剧增，到了1993年达到了15万吨，一下子跃居四川省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第一位。

　　“希望牌”饲料由此获得了全国“七五”星火成果博览会金奖，刘永行也被国家科委授予了全国“星火计划”企业家的光荣称号。不久他还被选为中国饲料协会的副会长。

　　希望集团打出名声来了，刘永行兄弟成了全国农民瞩目的人物。四个从农村走出后再打回老家来的川中汉子，把他们的理想抱负，化作了改革的累累硕果，变成了炫人眼目的金奖……

　　1990年10月，中央电视台在周未黄金时间播放了名为“希望之路”的专题报道；1991年4月，新华社内参编发了题为《四兄弟创造“希望”，敢竞争超过“正大”》的长篇通讯；同时，香港《资本家》杂志、英国BBC电台以及《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天天日报》、《南华日报》、《联合报》等都以惊诧的笔调报道了这颗在中国大陆突然亮起的希望之星。

　　“希望牌”饲料在中国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正大集团，使得希望集团闻名遐迩，引起了国际同行们的热切关注。一些国家的饲料研究专家和专门机构都对中国的希望集团产生了浓厚兴趣，希望与之建立联系和交流。

　　美国动物营养学教授罗阿瑟，以及美国饲料谷物协会技术主任胡孟达，专程到希望集团参观并进行技术交流。加拿大的一个饲料考察团在希望饲料厂参观后，惊叹着：“占地这么少，而速度这么快，这在国际上也是第一流的！”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艾慕和邀请刘家兄弟出席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农业技术洽谈会，并设家宴招待刘永行。

　　国际家畜协会主席HR·马恩梅先生特邀刘永行兄弟赴前苏联参加世界第一届鹌鹑学术年会。在这次会议上，刘永行上台作了《关于鹌鹑育种以及中国鹌鹑养殖业现状及技术情况》、《关于猪饲料、鹌鹑家畜饲料的科学报告》的讲话。

　　刘家兄弟的多年研究与实践的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称赞与评价，从而也为他们的事业打开了方便之门。经过了多年的拼搏与竞争，“希望”终于在竞争中开辟了坚实的根据地，把民族饲料工业的牌子打出来了，被称作：“中华饲料王”。

　　1991年8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分会给“希望”颁发了会员证书。

　　建立长期奋斗目标并从不间断，以良好信誉带来诸多商机，增强公司凝聚力和竞争力。不向竞争对手挖人才，为每个员工提供再教育机会并提高人才资源的质量——这些是刘永行成功经验之谈。

　　(1)骄人的实力

　　1994年2月，国有蚌埠饲料公司与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合资后，两个月开始扭亏为盈，当年盈利达1000万元。1995年全国市场疲软，但仍盈利1200多万元。而合资前的1993年全年利润仅5.4万元。同样的设备同样的人，为何仅仅换了一块公司的牌子，就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益，说明希望公司拥有骄人的实力。其实力的具体表现：

　　一是“希望”商标的效益。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多年来靠实力创下的这块金字招牌，对用户来说就是高技术。高质量和高商誉的代名词。希望的商誉为希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用工制度砸破了“铁饭碗”。合资企业的用工制度首先是双向选择，从总经理到操作工都不存在“企业包终身”的待遇。如果包干的工作搞不好，就可能被炒鱿鱼。公司刚投产时，为了打开销路让用户了解“希望”产品，十余名销售员带着20多万份宣传材料，春节前兵分几路深入偏僻农村，大家忍饥挨饿坚持干到年三十才返回。

　　三是灵活的分配机制紧密联系着员工与企业的利益。一位青年操作工掩饰不住兴奋之情地说：合资前在销售旺季虽然也加班超产，但累一个月最多拿十几块奖金，现在企业产量越大，个人超产越多，收入可在原工资上翻几番，这才叫过瘾！销售部员工月月自己增加销售指标，为方便业务每人都自己掏钱买了BP机。

　　四是强化管理，按规章制度办事。“合资后干部管人的事少了，不需要再整天与人无休止地扯皮纠缠。”这是一位希望合资公司干部的感受。一位因下雪家远迟到两分半钟被罚5元钱的员工说，他当时到财务部交罚款时，根本没想到要作什么解释，因为现在的制度不像过去只能挂在墙上，而是无论何时、何种原因，对任何人都一样。

　　蚌埠希望公司的成功在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来讲并不足为奇，而武汉希望饲料公司的成功则颇具戏剧性了。

　　武汉粮食局在原饲料厂长期亏损的情况下，和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达成了合资的意向协议。但又想：我们家大业大，怎么会不如一家私营企业？为此再次一搏。然而事实却是残酷无情的，新投入的180万元又全部亏损。武汉方这才和希望集团正式签订了合资合同。因为对合资后能否赚钱持怀疑态度，所以把合同原定按40%和60%的股份比例分红改为固定数额的分红，签定了协议。武汉方万万没想到，1994年，若按比例分红他们可以获利主60万元，而按他们认为“保险”的方案只获得了65万元。

　　(2)惊人的奇迹

　　“现代企业……必须有高度严格的劳动纪律。”《中共中共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这段话，端端正正地贴在希望集团办公室。多年来，在生产第一线执行着铁的劳动纪律。

　　一个“严”字是刘永行的法宝，自己人也不例外。厂里规定，购买饲料，职工和家属不得有“走后门”的行为。有一次来厂里买鹌鹑饲料的客户排队长达一二里，刘永行的妹妹也来买饲料，一看这么多人，就去找刘永行的妻子郑彦初帮忙。郑彦初亲自带着妹妹称饲料。饲料刚称好，就被刘永行发现。当着众人的面，刘永行非常严厉地让妻子把称好的饲料倒掉，妻子哭了，转身跑回去。晚上，刘永行对妻子说：“不是我故意给你难堪，厂里订的纪律，我们不带头执行，还怎么去管别人？”

　　刘永行还有两个亲戚原来在厂里工作，感到有“靠山”，不努力工作，没有按承包合同完成销售指标，被刘永行毫不留情地炒了鱿鱼。

　　工人们都知道刘永行治厂是动真格的，执行规章制度谁也不敢马虎，一套运转灵活、生机勃勃的机制，在各个公司普遍推开，给集团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在全国各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奇迹，刘永行董事长被誉为创造奇迹的人。

　　刘永行在饲料业获得了巨大成功，又在安徽全椒面粉厂的经营中首战告捷。不久前，在河南浚县领导的一再邀请下，他走进了浚县面粉厂。他精力充沛地爬上了高高的车间大楼，到每一层楼的机器旁观看，他不时用手抹去仪器标牌上的粉尘，记下重要的数据。经过分析研究，他断定“这个厂能赚！”当即让人与对方商淡合作事宜。

　　刘永行说：“多数亏损的国营企业实际上能赚钱，国有资产都能增值”。他的论断和经营上的优异业绩，使希望合作者闻讯而来。在黑龙江省，与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联系要求合作的企业达100余家。

　　1989年刘永行提出“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这句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的广告词，就是他们的经营理念。“帮助”二字，是他10多年来经营企业的写照。他说，只有帮助农民致富，自己才能富裕。

　　(3)激励人的动力

　　刘永行说：“只有农民赚了钱，我们才能赚钱。”他把自己赚钱建立在别人能赚钱的基础上，这是十分牢固、天长地久的基础。刘永行朴实的经营理念，与他浓厚的民族感情紧密相关。他到美国访问时，有人劝他移民美国，他说：“不，我的事业在中国。”他如期返回了。多次出国访问，他没有因国外的先进而自叹不如，而是既看到差距——他称这是勤奋工作的压力和动力，也看到现代化大型企业的弱点——他称之为“大企业病”。刘永行访问归来带回的是奋斗的决心和战胜同行最强手的信心。

　　这些年来，随着集团财富的增多，刘永行更加关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他到河南浚县，在这个贫困县投资93万元建起了中原希望饲料公司作为试点。刘永行说：“在贫困地区发展，虽然速度慢一些，但是为国家分了忧，我们的发展也得到一种和谐的环境，这是利国利民自己也能赚钱的事。”这家投资93万元的公司，一年创造了1700万元的利税。中原公司的成功，使刘永行坚定了到贫困地区发展的信心。

　　刘永行还提出到贫困地区办扶贫工厂，变“输血”为“造血”的“光彩事业”。如今，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已投资一个亿，建成了大别山信阳希望饲料公司、西昌希望饲料公司等6家光彩事业扶贫工厂。大别山信阳希望饲料公司投资24000万元，年生产能力20万吨，产值4亿元。该工程已于1995年8月26日投产。投产当天就销售50余吨饲料，收入10万元。投产一个月时，实现利润5万元，信阳公司的开门红鼓舞了当地政府。他们提出要求扩大生产能力到100万吨，并与此配套发展大规模养殖业。

　　刘永行准备再投一个亿，建设更多的扶资工厂。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光彩事业”的第七个项目——沂蒙山希望饲料公司的筹建业已开始。

　　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的成功和独特的经营思想，引起了当代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一位经济学家说，用饲料业可以带动当地运输业、包装业、养殖业、肉类加工业的发展，促进千千万万人过上好日子。当地经济越依赖这种支持，他们的生存空间越大，环境越宽松，发展机会越多，后劲也越足。

　　刘永行董事长和他的兄弟，赚了数以亿计的钱。但他没有沉醉于享乐之中，他甚至连烟酒都不沾，饮料也主要是白开水。在他和他的亲属身上，看不到任何金银饰品和名牌服装。谈起钱财，他说：“这是社会的财富，不过由我支配而已。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浪费。”

　　一次到北京出差住在酒店，当刘永行夫妇来到一楼餐厅准备吃早餐，一看价目表上写着每客88元，他们退了出来。到酒店外的一家自助餐馆，一问每客要40元，又退了出来。最后在街上买了几个4角钱一只的油饼，在车上边吃边谈工作，既解决了早餐问题，又节省了时间。刘永行有一句最爱说的话，就是“不作‘大款’做大事。”

　　具有超前意识和跨世纪胆识的刘永行，积极参与世界竞争，盯住了世界饲料大王宝座。

　　目前，饲料业已有很大发展，面对饲料行业激烈的竞争，刘永行的目光盯住了世界饲料大王这个宝座。

　　在上海，外资投资饲料行业，把上海一带的几百家饲料厂几乎挤垮，刘永行却只用500万元，抢滩上海再刮希望旋风，果然抢得一份不小的天下，成为上海饲料行业第二，并成为上海郊县17000家工业企业前十强，大长了民族饲料工业的志气。

　　在四川，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创业初期，面对外资集团的压价竞争，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来个“你降我也降”，甚至最后猛把价格降到接近亏损线，就这样在养猪大省四川以及湖北、安徽、河南等地先后立住了脚。

　　刘永行认为，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比外商更具竞争优势，例如发展速度更快，对中国市场更熟悉，员工更勤奋，尤其是全体员工为民族争气的精神是一种无穷的力量。

　　最近，国家作出规划，我国2010年将生产1.7亿吨饲料，成为世界第一饲料生产大国。既然是世界伺料第一生产大国，世界最大的饲料十产企业也应该在中国出现，刘永行董事长以超前的意识和跨世纪的胆识，提出并正在实施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的跨世纪规划与国家规划接轨。刘永行坚定而自信他说：“争取3至5年内，在全国建成80至100家大型饲料厂，使集团有限公司达到年产1000万吨生产能力。然后再用5年至10年时间，将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能力扩充到年产1500—2000万吨，并实现销售1000万吨以上。到那时，我们就能摘取全球饲料工业第一的桂冠，为中华民族的饲料工业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之林作出自己的贡献！”

　　刘永行充满必胜的信心。1994年，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建厂18家，平均每月发展一个半企业。1995年，又建了14家工厂，照此速度发展，20世纪末，希望集团的下属企业至少超过100家，饲料产量超过1000万吨，而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饲料集团年产量也不过600多万吨，由此可见，刘永行摘取“全球饲料工业第一”的桂冠有望。

　　灿烂辉煌的未来，属于创造希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