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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映宏
因4月份突如其来的宏观调控影响而被迫延迟出台的股市“新政”，终于在9月27日露出了眉目：证监会向市场公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下称《规定》)，主要就完善社会公众对上市公司重大事项表决制度、促使上市公司实施积极的股市政策等实质内容，向市场征求意见。
当市场将股权分置当作导致股市“危局”的公认因素时，股权分置问题的部分决断，都可以被视为股市的重大利好。从理论上来讲，《规定》则是当前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最合适的权宜之计。
“理论”面上的言外之意是指《规定》中的“完善社会公众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的表决制度”等，在实践中很可能会被矫枉过正———许多非理性的流通股东很可能会仅仅出于短期利益的考虑，也是对以往非流通股东对自己利益肆无忌惮的侵害的报复，而产生逆反心理。
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是，一些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都难以得到流通股东的支持而陷入寸步难移的窘境。果真如此的话，市场又将出现另类“危局”：上市公司正常的需要和发展将受到非理性限制。这当然是与目前股权分置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情形，但不能排除个案甚至群案出现的可能。
值得庆幸的是，市场上一股理性的力量将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上述可能出现的偏差。这股力量就是基金。
事实上，基金已经在类别股东分类表决方面有过数次成功的预演，招商银行(资讯 行情 论坛)2003年的“百亿可转债风波”就是其中的经典案例。虽然当时还尚未推出“上市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需要经参加股东大会流通股东50%表决同意，方可通过的制度”，但基金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与招商银行讨价还价，并提出了多种理性的、可以相对平衡上市公司发展、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利益以及市场整体利益的方案，供招商银行参考。
后来的结果证明，招商银行采取的可转债加次级债募集资金的方式，已经适当考虑了基金提出的建议，也体现了与基金理性沟通的结果。该案例给市场的启发是，基金在对待上市公司重大决策时，采取的是理性、建设性的取向。他们期待达成的是一种多赢而非单赢的局面———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的决策首先要对公司本身的发展是有益的，可以良好平衡公司短期、中期乃至长期利益，但也应照顾到二级市场的承受能力，并同时考虑大股东的合理需求，在此基础上，达成基金本身利益的实现。
《规定》则从制度的层面，为基金参与上市公司重大事项决策和公司治理的活动，提供了稳定平台。根据《规定》，必须纳入分类表决的重大事项包括增发新股、发行可转债、配股、关联资产重组、股东以资抵债、所属企业境外上市等。这些事项曾经是非流通股大股东盘剥流通股东的利器，流通股东对其反感的程度可想而知。《规定》给了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东几乎同等的权利，从某种程度而言，流通股东甚至还拥有了超过非流通股东的权利——因为，在非流通股比例远远大于流通股的大背景下，流通股东手中掌握的表决权事实上与非流通股东是同等的。
因此，各种力量对流通股东的争夺将是激烈的。《规定》规定了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等具有流通股东投票征集的权利。然而，在现有条件下，董事会和独立董事事实上是大股东的代表，他们对流通股东表决权的征集实质上并未改变股权分置的实质。
基金则不同，其实力已经天然地具备了在相关上市公司中不容忽视的话语权，而且基金更加中立和客观，也因其本身的公司治理模式和专业背景，使基金在参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具备了较重的分量。因此，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在《规定》正式实施后，一旦有相关重大决策需要股东大会通过，必然会广泛征求基金的意见和建议，以得到基金的支持。
市场应该可以对基金参与下的上市公司治理效果持一个相对乐观的预期。一般而言，许多基金崇尚的是价值投资理念。至少在理论上，基金更倾向于在一旦买入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后，倾向于长期持有；实践中可能会有所偏差，但基金肯定比其他流通股东更关心上市公司的中长期发展。
比如，《规定》要求上市公司执行积极的现金股利政策，一般投资者可能会倾向于现金分红越多越好，但这对上市公司的发展而言则未必是件好事。理性的、具有专业优势的基金则更多地会从上市公司的发展阶段，来看待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基金未必会认为分红多是件好事，因为对于高速发展期的公司而言，现金分红事实上分流该类公司宝贵的发展资金。比如，微软发展历史上的绝大部分年度是不分红的，因为现金被补充到了其后续发展中去了，但并未引起共同基金的攻击；而对于成熟行业中的成熟企业，则应该被要求大比例派现，比如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
总而言之，作为解决股权分置的过度性政策，类别股东分类表决等政策本身存在的弱点可能给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应该被高度重视。而纠正股市“新政”可能出现的矫枉过正，将是基金对市场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应该得到强化。
(本报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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