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加伟

　　监管缺位催化互助社变异 灌南县农村金融困境调查

　　10月中旬，两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负责人由于资金窟窿被迫自首。此事搅动了整个灌南县。

　　在灌南县，资金互助社的负责人都是风云人物。记者在当地调查得知，上述两家合作社负责人挪用社员储户存款，放高利贷给江苏龙诚集团，具有相似的问题的还有另外两家合作社。位于四市交界的灌南是农业大县，有别于苏南的发达，这里是江苏贫困县。

　　灌南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梁公祝对记者称，灌南县共有25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皆为民间自发组织。

　　在灌南县，特别是乡镇的金融机构很少，同时，“农户在银行贷款周期太长，设立农民资金互助社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梁公祝表示。事实上，农民资金互助社几乎处于无人监管状态，农工部缺乏专业监管人才，也缺乏专业的监管手段。在此情况下，农民资金互助社逐步变异。

　　乡里金融机构很少

　　2009年，江苏人大、人民银行、银监局对盐城资金互助合作社进行了情况调研。当时，农村资金外流现象日益严重，金融机构“去农化”倾向不断强化。

　　有连云港农商行人士告诉记者，在前几年制造业飞速发展时期，一些大行在苏南的存贷比都超过80%，资金都是从苏北县域农村转移过去的，这就造成农民贷款难。

　　灌南当地一组公开的数据显示，2007年，当地农村信用社只有员工200人左右，而全县1400个自然村有50万农户。一些乡镇邮政储蓄及农信社的存款余额超过1亿元，但支农放贷只有2500万元。

　　机构也是异常缺乏。记者在五队乡发现，除了储蓄所和农信社外，乡里面没有其他金融机构。梁公祝举例称，比如一个农户养了几十头猪，成长期中还没有出栏，这时需要5000元到1万块购买饲料，向银行贷款周期会比较长，银行根本无法满足农户需求。

　　这个时候，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应运而生。农民资金互助社也确实解决了部分农户的资金难题。

　　上述调研的报告还指出，开展农民资金互助合作，为民间资本提供了一条从“地下”转入“地上”的合规渠道，挤压了高利贷的生存空间。

　　以灌南县为例，截至上半年，25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总存款余额约在2.2亿元，社员大约在16000户，累计投放贷款在3亿元。

　　发放高利贷

　　但是，农民资金互助社在发展中逐渐忘记了主业。很多个人投身于资金互助社。

　　“2009年以来，仍有不少人申请设立合作社，但考虑到已有机构数量和可能的无序竞争，以及发起人在当地老百姓中的影响力不足，一直没有再批设过。”梁公祝称。

　　对于开设合作社的积极性，上述连云港农商行人士告诉记者，开设一家农民资金合作社是很容易盈利的，只要有1000万的存款周转，雇4到5个员工，在不出不良的情况下，一年赚几十万是可能的。

　　“一般的合作社存款利率不足一分，比银行高几厘钱很多，农民就愿意存钱，然后再贷给农户，利率大约在15%-20%。”他称。

　　对于发起人来说，合作社也是一个追求利润的公司，盈利最大化动力十足。一位企业人士对记者称，前几年灌南曾经发起过农金部，后来因为放高利贷被取消，到现在很多家庭还因此没缓过来，现在一些农民资金互助社的操作和当时农金部一样。

　　“一些合作社已经异化。借着合作社名义搞集资，吸收存款利息在15%，放出去有的已经三四分。”上述连云港农商行人士称。

　　记者在连云港了解到，除上述4家农民互助社，今年以来，江苏已爆出徐州、连云港、邳州、沭阳、睢宁多宗合作社集资案件。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据当地媒体报道，上述多地区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发起人竟为同一人，其集资的模式已成熟，包括投资股、保险股、借款和其它服务等。

　　由于拥有相关部门审批的手续，资金互助社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灌南五队乡合作社社员向记者反映，除利息高于银行，他们更加看重的就是入社时合作社都会出示一些审批公章。

　　一般而言，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由各地民政部门审批、农工部监管，但两者都非专业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人力也非常有限。目前灌南对25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监管的仅有4名员工。

　　梁公祝对记者称，“我们每年有年审，都是找的会计师事务所，但一直以来这四家合作社的负责人一起做假账欺骗我们，包括存款利率、贷款去向都是假的” 。

　　此外，灌南县五队乡政府纪检委员刘学富此前称，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要求设在农村，但跟乡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游离于乡政府的监管之外。

　　“经过这件事情后，我们也在总结教训，如何防止监管出现空当。”梁公祝称，从其他21家合作社情况看，主要还是服务入社农民，“每年交警都会打击酒后驾驶，但是仍然杜绝不了。对待农民合作社也不能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