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报讯(记者 蔡辉) 4月下旬，广州从化多场暴雨，让807慢生活馆(以下简称“慢生活馆”)的工作人员及其定点收菜的农户颇为心焦。4月25日，慢生活馆宣布暂停配送蔬菜。与此同时，在从化良口镇长流村委仙娘溪村，一场暴雨后，慢生活馆定点收菜的那1亩农地，韭菜等半截菜茎被泥土包裹着，大都枯黄了；小青菜、小白菜全都倒在了菜地上；一些被雨水浸泡后的瓜类，脱落在菜地里；现场一片狼藉。至此，村民决意放弃种植叶菜类蔬菜。“风险太高了。有机种植产量本来就低，还要看天气配不配合；不能打药，虫害只能用手抓或覆草木灰，非常麻烦。”村民梁冬梅说。

　　梁冬梅与仙娘溪村其他20多名留守妇女是绿耕城乡互助社广东项目(以下简称“绿耕”)的CSA模式合作方。所谓CSA，是英文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缩写，直译“社区支持农业”，是近几年兴起的新型农贸流通模式，强调以订单认购等形式，消费者与农户共担风险，分享收益；以城乡互动、市集销售等形式，构建互信互惠社区，消费者获得健康食品，农户获得稳定客源。简而言之，CSA模式是希望在消费者获得安全健康的农产品(6.180,-0.08,-1.28%)的同时，农户也能获得有保证的收入，且农业实现生态循环。在广东，CSA推行不到一年，它带来了什么？

　　五成收入返还农户

　　仙娘溪村被称为从化最偏僻的村庄，共有人口400多，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村子里的常住人口是“386199部队”。2009年，两名绿耕的工作人员——也是中山大学社工系的学生——来到村里调研。2010年5月，绿耕在村里租了200多平方的房子，翻新成乡村旅舍，并组织梁冬梅等8名留守妇女成立旅社小组。“我们负责管理旅客食宿，每个月的收入30%交予绿耕，70%作为食材成本与我们的补贴。今年清明节的时候来了几批旅客，两天赚了200多元，平均下来每个月有400元左右的收入。”

　　旅游项目的成功加深了绿耕成员与村里妇女的关系。2011年7月，绿耕成员发动村民成立种植小组，种植有机食物，由绿耕负责销售，目前小组成员有20余名。

　　梁冬梅介绍，小组成员以前种植多采用打肥下药的做法，以保证蔬果的产量，一般留一分地不打肥下药，用于种菜给自己吃。种出来的辣椒、番薯等都是商贩每天上山来收，价格约1元/斤。“绿耕成员说，能帮我们解决销售问题，提高收入，建议我们开展有机种植。”于是，梁冬梅的一亩多番薯改用有机方法种植，“产量下降约50%，但是绿耕的收购价比商贩高，3.5元/斤。”

　　绿耕作为销售以及互动平台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端。生产依靠村里20多名留守妇女，以有机方式种植番薯、豆类等，销售通过网络订购及门店形式进行，销售价格统一为7元/斤，其中50%左右的销售收入返还农户。“未来规模扩大后，计划让消费者在种植前下订单付款，与农户共担种植风险。”绿耕的负责人饶琪弘告诉记者。

　　绿耕难履监管之责

　　不过，CSA模式运作起来并非一帆风顺。

　　首先，运输成本高企掣肘了这种模式的发展。一方面，有机食物的主要受众集中在大中城市；另一方面，为节省运输成本，CSA只能限制配送次数，为保证产品新鲜，农户一般种植豆类、番薯等耐存放的蔬菜。

　　今年2月，绿耕和旅社小组的妇女合租了一块近一亩的土地，双方各出一半租金，准备系统地试点叶菜种植，由慢生活馆配送给消费者。但是“被喂惯化肥农药”的土地十分脆弱，产品产量不稳定，品相也不是很好。4月底的暴雨更是彻底灭了绿耕成员和村民试种叶菜的想法。

　　绿耕对村民的技术支持并不明显。“去年，绿耕邀请了一位马来西亚的教授来讲有机种植的技术，利用真菌发酵素制肥。”梁冬梅说，“但是现在村里有足够的化粪池水可以代替，不需要那么复杂。”同时，村里养殖的家禽不多，无法支持太大的种植面积。“估计肥料最多也只能支持2亩地。”梁冬梅认为。

　　由于地处偏远，绿耕亦难以对村民形成有效监管。“绿耕有三名成员常驻村庄，但由于他们在市区也有自己的工作，一个月一般只有半个月时间待在村里，而且主要管理乡村旅社。”梁冬梅说，“有机种植这块依靠我们自觉履行。”绿耕承认，囿于人力和运营成本，他们难以周全，但目前的实验规模非常小，他们相信农户不会作假。

　　收入低农户放弃种养

　　更为重要的是，村民在履行CSA模式后，收入并没有明显变化。梁冬梅种有300多株沙糖桔，年均利润约5000元，这是她的主要经济收入。采用有机种植后，沙糖桔的产量下降了很多，而且因为病、虫害等产量很不稳定，容易出现全部失收的情况，虽然收购价高了，“但增收是不太可能的”。梁冬梅告诉记者，绿耕也无法支持太大的产量，有一次她收了100斤番薯，绿耕就表示销得很困难。“开展有机种植，纯粹出自保护环境的想法和自身的兴趣，不指望能获得更多。”

　　慢生活馆除了仙娘溪村这一收菜点，去年10月还在中山香山坑联系了4个农户进行有机种养——2个农户种菜，2个农户养鸡。今年初，养鸡的2个农户出了一批鸡后就放弃了，因为辛苦半年毛收入不到1万，而到当地工厂打工，一年就有2万收入。

　　广东以家庭小农户为主

　　一方面城市销路尚未打开，另一方面农户种养积极性不高。饶琪弘指出，绿耕在广东的CSA项目，每个月收入约5000元，除去店铺租金、人工成本、交通成本等，亏损近万元，所幸他们获得基金支持。

　　不过，并非所有CSA都是亏本运营，北京的小毛驴市民农园(以下简称“小毛驴”)就基本做到收支平衡，且成为全国CSA的典范。与广东CSA都是家庭小农户参与的模式不同，小毛驴采用的是农场模式，以雇用农户的形式生产，以会员预订的形式销售。

　　小毛驴主要雇用没有土地资源的当地妇女及年长老人，聘请技术专家进行有机种植教育，农民工资2-2.5万元/年，高于当地一般零工的工资。在种植初期，会员把钱交给农民，预订下一季生产的蔬菜；到收获季节，农户会把农产品配送给会员，25周供应200斤，每周供应一次，共计2000元。而且，农户与会员确立了朋友般的关系，互动良好。“目前项目占地130亩，吸纳会员800户，雇用农户30余人，项目营业额达300万元。”小毛驴负责人石嫣告诉记者。

　　但在广东，要采用农场的模式不大现实。慢生活馆的负责人何力介绍了几个原因：广东工业化早，加工业发达，土地质量差，重金属污染严重，“至少到清远韶关才能找到适合有机种植的原始土壤，太远了，消费者与农户很难互动。小毛驴在北京四环内，消费者随时可参观农庄”；广东多雨多风，自然灾害多，很容易全面失收，客户下了订单却收不到货，对项目的长期运营造成伤害；广东消费者食用有机产品的意识较弱，难以接受提前付款的方式，无法做到与农民共担风险。

　　运作艰难但前景看好

　　目前，慢生活馆除了销售中山香山坑和从化仙娘溪村的蔬菜，还通过中山大学在清远的扶贫点和中山大学来自农村的学生，搜罗了一些保证有机种植的干货，包括笋干、霸王花、桂圆、陈皮等，来支持网店的运营。虽然运作较为艰难，工作人员基本是以义工形式参与，但何力和饶琪弘都对CSA的长远发展抱有信心。

　　“广东的CSA都是家庭小农户参与的模式，这才是真正返利农户的公益事业，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引导消费者的意识。”何力说。绿耕和慢生活馆都将组织消费者到仙娘溪村进行生态旅游、体验农耕，了解有机种植的真实情况；组织“城乡汇”等城市市墟的形式，加强消费者与农户的互动。“绿耕的期望，一是构建城乡互信互惠社区，二是保育乡土文化，实现内部生态循环。”饶琪弘如是表示，“这也是CSA项目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