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农业之途

　　历史再次将农民和农业问题推到中国变革的十字路口。只有坚定不移地探索、实践适度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式农业，中国才能摆脱“国际化农产品”威胁，稳健推进以现代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城镇化进程

　　“历史再次将农民和农业问题推到中国变革的十字路口。中国已无路可退，只有将‘国际化农产品’的外部压力转化成构建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动力，抓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契机，以土地流转为切入口，建立起适度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农业基础，促进机械化带动农业经营体制的实质性转型，国家才能有效应对农业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主管农业的副主席陈章良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作出上述表示。

　　在他看来，构建中国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在加快农业经营体制转变、保障国家主要农产品和政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逐步实现农村和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之下，而以此为基础的中国城镇化进程才能得以健康推进。

　　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陈章良于1983年赴美攻读生物学博士。归国25年来，他历经生物学家、教授、校长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身份的多重转换。作为西部欠发达而正在崛起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地方官员，他能以一种开放和国际比较的视野，通过广西蔗糖业发展来考察和诠释中国农业现状、国家粮食安全以及转型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和相关联系，以现实和创新精神去解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位学者型官员强调，面对艰难而艰巨的抉择，最高决策者必须决定哪些是优先问题，并做出优先的政策抉择。中国现代农业的构建和城镇化需要一个能够面对挑战且现实的战略路径。

　　糖业折射传统农业特征

　　《财经》：“稳住了甘蔗就稳住了糖料，稳住了广西就稳住了全国。”糖业对广西究竟意味着什么？

　　陈章良：广西现在是我国最大的产糖区，目前种植面积为1600多万亩，有近2000万农业人口的生产生活与甘蔗有关。2011年，广西白糖总产量675.18吨，占全国总产量1045.42吨的64.58%，产量已连续19年全国第一。

　　目前国内糖价最高时每吨能达7000多元，即使按较低的6000元算，广西600多万吨的食糖产值达360亿元。再加上食糖加工以及甘蔗循环经济的整个产业链，蔗糖业及其相关食品产业在广西有近1000亿元的产值。

　　《财经》：但这一产业现在似乎也遇到了主要靠提升糖料价格和种植面积来发展的瓶颈。

　　陈章良：将广西糖业发展仅归结为依靠政府提高收购价是不全面的。以这种方式使农民受益的确直接而又有效，还能对长期被低估的甘蔗价格进行纠正，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如何形成与糖料价格上涨相匹配的蔗农收入增长机制，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虽然目前糖料收购的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等措施对糖料生产进行保护仍十分必要。目前发达国家对农业生产给予高额的支持与补贴，而国内对农业的补贴以及保护机制仍不完善，对糖料生产的补贴尤显薄弱。

　　广西糖业发展过去的确主要得益于甘蔗种植业面积的增长，但现在这么做的空间已越来越小。与种植蚕桑、木薯、香蕉等作物相比，种甘蔗效益并不算高，而伴随着肥料、农药、农膜等农资价格上涨，再加上农村青壮劳动力出外务工，农民种甘蔗的积极性在下降。广西糖业的可持续发展正面临着巨大考验。

　　《财经》：这能否解释广西蔗糖产量连续三个榨季出现下滑的现象？

　　陈章良：它们是部分原因，此外蔗糖产量下降，还与庶糖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相关。

　　首先，甘蔗品种单一且退化明显。由于新品种培育需长期和大量经费投入，培育非常困难。即便有新良种出现，由于农户分散经营，生产规模小，对蔗农吸引力也不大。

　　其次，水利也是制约因素。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大兴水利，但这些工程年久失修，灌溉功能严重减弱。广西目前只有14.2%的蔗田有灌溉条件，大多数没有灌溉设施，严重影响甘蔗产量。一旦遭受旱灾，只能听天由命。而只要改善灌溉条件，同一甘蔗品种单产就能增加30%以上。

　　再则，生产规模小、机械化水平低、生产成本高。广西甘蔗机械化收获率只有0.1%，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不断减少，现在砍收甘蔗这种劳动力强度高的工作只能由老人、妇女来承担。劳动力价格从每天50元 －60元提高到90元－100元，春节期间达200元/天。砍收人工成本高成为制约甘蔗种植的重要因素。

　　从蔗糖业发展过程可透视出中国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要素结合的传统农业特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以后，分散小规模农户经营的传统农业怎样向现代农业跨越，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难题，而这一难题在广西蔗糖业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农产品国际化“双刃剑”

　　《财经》：国内糖价高给广西带来大量产值，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使中国的糖无法与国际糖竞争。

　　陈章良：国内糖价过高是个致命问题。2011年以来，郑州商品交易所的白糖期货以及国内的白糖现货都保持在6500元/吨高位以上，而现在国外糖到港价格在4600元/吨左右，有时更低。

　　每吨2000元的差价从农产品贸易来讲不可持续，这也是国内许多经济学家用“比较优势”理论、主张用国家外汇进口国外糖的重要依据。如果不征收高额进口糖关税并实行严格的进口糖配额制度，国内6000多元/吨的糖就卖不动。而如果大量进口糖，国内产糖企业、蔗农等都得遭殃，首当其冲就是广西。

　　2011年全国进口糖197万吨，比2010年增加了不少，2012年又比去年增加很多。照此下去，进口糖将超350万吨。而广西每年只生产600多万吨，按全国1000多万吨的糖产量计算，进口糖已占到30%以上，中国的糖产业会出现危机。

　　《财经》：按照我国制糖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要求，国产糖的自给率力争稳定在85%左右。你所说的危机与之相关？

　　陈章良：这将导致中国糖业市场竞争加剧。如果糖价回落到4000元/吨，国内的糖厂就要紧张。当前甘蔗每吨收购价是500元，而1吨糖需要8吨甘蔗来榨，那1吨糖的甘蔗成本就是4000元，加上其他生产成本因素，糖价低于4000元/吨国内糖厂就亏损。在这种情况下，糖厂不会按500元/吨收购甘蔗，而是降低收购价，农民由于效益降低，将减少种植。现在许多场合讲中国“大豆沦陷”的案例，糖业也有可能步其后尘。

　　《财经》：“大豆沦陷”成为农业经济领域争论很多的话题，从大豆、玉米、小麦、棉花，到糖这几个大宗农产品的价格坐起了“过山车”，社会上出现了诸如“豆你玩”“玉米疯”之类的流行词。

　　陈章良：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维系我国农产品结构平衡的难度越来越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业安全的任务也越来越艰巨。

　　经济界人士认为，我国大豆不具备比较优势，向国外进口利大于弊，鉴于中国地少人多、贸易逆差大、外汇储备多、农业污染严重等等因素，完全可以将种大豆的土地替代出来种其他较高价值农产品。粮食问题可通过进口解决，进口粮食就等于进口土地。所以，中国所谓的大豆阻击战，并没有真正“阻击”。但这却给予我们警示：中国或许尚能承受国际化全面冲击一个大豆产业，但若范围扩大化，就会威胁我们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糖业无竞争力可言，这是我国糖产业释放出的危险信号。坐以待毙，还是主动闯出新路？

　　诚然，粮食进口可以起到资源替代和国际分工作用。中国只有18.2亿亩耕地，基本保证农产品供给，中国大概需要30亿亩以上的播种面积。将近5500万吨的进口大豆，至少需要4.4亿亩播种面积，而进口大豆，使我们拥有境外数量巨大的“影子播种面积”，其益处在于中国正在通过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因此，适当的进口调整，不仅可以直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也可间接利用国外资源，使国内粮食作物之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以及其他农产品之间争地的问题得到一定缓解。

　　《财经》：此观点类似于陈锡文所强调的，“由于气候、技术、品种和运输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大豆生产比较效益比一些主产国要低，所以适当增加大豆进口，把种大豆的部分土地替代出来，生产其他高产、高价值的农产品，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有利，也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的双赢。”

　　陈章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农产品进口所涉及的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价格和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根据“比较优势”利用“土地进口”的单一思维，却遭遇“多线”并行且密切相关的连锁反应，这是始料不及的。

　　事实上，对外依存度过高的负面影响已经凸显，不能就大豆说大豆，就糖谈糖。这类农产品都是具有能源产品属性、在全球期货市场交易环境下具有金融产品属性的农产品，也是由美国等农业强国主导、并与能源价格联动的农产品，更是期货与现货价格联动、国内外市场联动的农产品。

　　以大豆为例，由于美国实行粮食与能源结合战略，大豆、玉米则变成能源产品，又与期货股票等金融市场发生关联，国际投资基金将国际化农产品作为金融产品，既制造短缺，也产生过剩，风险大为增加。再加上大豆主要产品是豆粕和豆油，属豆油和饲料原料，豆价上涨直接影响豆油上涨，并带动其他食用油价格上涨。而作为重要饲料原料的豆粕价格上涨又带动动物食品的肉、禽肉、牛奶等畜牧业饲料成本上升，连锁反应则引发一系列农产品和食品类价格上扬，通胀由此产生。我国农产品大幅波动的主要因素也在此，而这种连锁的多项反应是我们事先严重估计不足的，这不是中国人少喝豆奶、少用豆油就能解决的问题。

　　难点在于，我国粮食已进入全球资源品那样的“中国缺啥啥涨价”“中国进啥啥涨价”的怪圈。当13亿人完全失去大豆、玉米、棉花、糖的那一天，不知国际农产品价格又会涨到什么程度。外汇多，是可以买粮食，但不是负责任的态度。没粮用钱买，在13亿人的农业国度，行不通。2012年美国宣布大旱，全球粮食产品飙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农产品和工业品不同，人不能不吃饭。如果因为国际糖价在4000多元我们就不种甘蔗了，全部进口，那国际糖价又会涨到6000元/吨以上。

　　况且，全球可供给贸易的粮食只占中国消费的一半，日本现在的粮食自给率为40%左右，若我国也下降到这一水平，国际粮食市场全部供给中国也无法弥补中国的供需缺口。再说日本等粮食自给率较低的国家在海外有自己投资的农场，供应渠道稳定，中国难以企及。因此，保证农产品和粮食的基本自足对中国至关重要。

　　《财经》：绝不能将饭碗端在别人手上是陈锡文等农业官员的普遍认识。看来你对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也非常担忧。

　　陈章良：从发展阶段来看，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带来的需求增加，粮食等农产品供求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城镇人口比重增大、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农产品用途拓展，社会对农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基本保障粮食总量、结构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

　　而发展中国家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阶段转变过程中，消费结构相应地处于快速升级阶段，突出表现为直接消费粮食数量开始减少，但畜产品消费急剧增加，而畜产品生产所需的粮食需求爆发性增长。中等收入国家之所以粮食进口增加很快，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中国一定要清醒认识到在工业化、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几亿人进城究竟意味什么，即使不论制度和机制，也要实际考虑如何在物质、资源上保证实现这个难以跨越的“坎”。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

　　《财经》：国际化犹如“双刃剑”，关键是一个国家如果要保护或开放一项在国际上暂且不具优势的产业，首先应该清楚限定问题内涵和采取何种政策或清晰政策的利弊，要有国家战略布局并控制其负面影响。

　　陈章良：无论保护还是开放，战略布局很重要。对中国而言，闭关自锁不可取，不可能，也不可行。虽然中国粮食九年增，农产品出口迅速，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整体呈下降趋势，土地密集型农产品除大米外比较优势都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应从三层面进行考虑：

　　首先，从宏观战略来说，中国农产品安全的核心问题，不是是否需要进口大豆、玉米，而是怎样利用国际国内两种农业资源、两个市场确保国内农业安全。既不排斥农产品进口，也不一味全面进口。要审时度势，在世界粮食供求难度增加、供需矛盾加深、国际农业资源争夺明显加剧的情况下未雨绸缪，抓紧进行战略布局，为获取长远利益奠定基础。

　　第二，从中观来说，要在目前粮食进口扩大趋势下，防止和缓解国际粮价波动对国内的负面影响，构筑中国粮食安全的“防护墙”，把握好进口的节奏和力度，通过适当进口来稳定国内物价和农产品缺口的同时，又照顾国内加工企业、种植农户利益的整体发展。

　　第三，从微观来说，抓住过渡时期的时机主动迎接挑战，增强自身竞争力。以糖为例，关键是尽可能降低成本，改造以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为要素的传统生产模式，探索并推进以机械化为引领的适度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

　　改造传统农业之路

　　《财经》：你将改造传统农业、探索机械化的适度规模化经营模式与国家粮食安全结合起来，并认为是中国提高竞争力的根本。但有人提出，因为缺乏竞争优势，广西应淘汰糖业。

　　陈章良：我不认为广西蔗糖业就应淘汰，但降低成本是可行出路。生产成本依然是决定食糖价格长期走势的重要因素。对于没有足够财力进行农业保护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降低成本才能在扭曲的市场中生存与发展，而降低成本主要靠提高单产和降低劳动力成本。

　　从技术层面来说，单产提高主要是指培育新品种和增强水利灌溉。降低劳动力成本，主要是指减少收割甘蔗所需的劳动力，目前实现农机收割的机械化成为迫切需要。全世界的甘蔗地，包括苏丹、非洲等国，都采用机器自动收割，可我们的农机至今不尽如人意。妇女成为强劳力，每人一天扛一吨。劳动力严重短缺，只能提高工钱，加大成本。

　　这种原始耕作方式、小面积经营为主的特征根本无法与国际竞争。同时，相当面积的作业空间缺失，亦导致中国的农机创新难以突破，新品种难以推广。道理很简单，新品种提高10%-20%的产量对农民诱惑力不大，地小了良种推广很吃力，导致农机创新动力不足，更无力实现机械化。中国目前能生产各类汽车，却无法造出高质量的甘蔗收割机。

　　《财经》：但听起来难度较大的还是土地集中和机械化作业。都说广西地貌复杂，甘蔗种植多以山地、丘陵、坡地、旱地为主，很难实现大面积的机械化操作，只能通过原始的人工砍收为主。

　　陈章良：机械化需要规模化，规模化经营是根本。地貌不是问题，属喀斯特地貌，平地突然爬起，山多但不高，地势较为平坦。估算一下，广西有将近500万亩左右的土地可以实现机械化作业。但每家每户的地太分散，机器无法拐弯，条条田埂拖拉机进不去。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创举，但大量农村土地分散、零碎、经营规模小的传统特征已不能使农业规模随着劳动力转移而相应扩大，这不仅不利于机械化生产，也不利于形成农业生产关系的转型以及专业化、集约式发展，从而造成农业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投资与亿万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过大，这实际上严重阻碍了中国积极应对“国际化农产品”挑战的进程。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和劳动力的大幅减少，实际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并没有实质减少。为什么农民没有积极性？尽管广西土地已经确权，但如果拆掉田埂，农民担心没人付钱，田埂找不回来；进城找不到工作，回家没地种怎么办。政府又担心失地农民会导致贫民窟产生。全球金融危机开始时，广西从沿海地区回来了200多万打工的农民，如果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那是非常危险的。

　　《财经》：你的意思是说，土地相对集中是实现适度规模化经营的前提。全国农村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不能限制及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地”，这是否意味着以土地流转推动规模化经营？

　　陈章良：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化经营是构建现代农业的基础，关键是如何选择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方式、程度与速度。

　　事实上，承包制一开始，就意味着土地流转。1984年的一号文件就规定，个人不愿意承包的地，集体可收并重新转包，也可个人直接转包。1986年规定土地可以流转给大户，以进行适当的规模经营。1993年对规模经营进行了规定，即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下，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此后，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土地流转问题若干规定和《土地承包法》，提出协商、自愿、有偿三原则，规定承包户为流转主体，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强迫或阻碍承包户进行土地流转。从2005年起，中央又颁布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其流转行为进行了规范，但较为笼统，对流转方式和期限只作了原则性规定。后来，又明确提出“允许农民以多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对如何支持土地流转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同时也缺乏对失地农民利益的保护措施。目前大家对土地制度必须进行改革这一点已较为清晰并达成共识，但如何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仍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重庆、成都、深圳、浙江等地都在进行尝试，广西也在甘蔗地里进行试验。就广西来说，目前土地流转有不同模式，有蔗农直接流转，政府引导、集体和农户结合，糖厂与蔗农协议，外来资本、种植大户与合作社共同经营，蔗农、糖厂、政府联合的流转模式，都处于探索阶段。一方面，由于劳动力不足和成本加大，土地急需流转以实现机械化耕种；但另一方面，仍有部分农民依靠土地为生，尽管部分劳动力已转移城市，但担忧“失地”顾虑重重，为保持其完整性，他们或许要接受被动流转。因此，广西在选择进行流转地块时，偏重选择那些劳动力已经出现明显匮乏或地多人少的地块进行，相关矛盾不太明显。但随着流转的深入，一系列问题会凸显出来。

　　地方确实存在由于相关评估机构严重缺失，导致土地流转的不规范行为，如“廉价工业用地”“圈地”“非粮化、非农化”等现象。相关部门不倾向于向外来资本授予产权相关证书，外来资本能否长期经营其流转获得的土地仍存有不确定性，再加上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严重滞后以及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缺失，种种因素叠加都对规模化经营的土地相对集中构成了制约。

　　《财经》：你所谈的似乎涉及所有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问题，包括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人说，美国人少地多，中国人口基数大，土地相对稀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能照搬美国的大规模生产模式。

　　陈章良：中国和美国资源禀赋不同、国情国力不同，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也可能不同。我国确实耕地紧张，人均耕地仅1.38亩。近年虽然农村劳动力部分转移，但呈梯度状，并受我国城镇化水平、机械化程度、工业化进程、劳动者素质等种种因素制约，即使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60%－70%(目前客观数字应是35%左右)，农村人口也可能不少于4亿。鉴于此，短期实行土地大规模经营肯定不行。但我们也不可因此陷入另一种看似正确却实属误区的歧途，即简单关注于抽象的“规模化、机械化”等概念，却忽视研究和比较西方国家现代农业发展中真实的历史过程。

　　美国现代农业转型起始于18世纪到19世纪，即使是20世纪，美国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呈现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就拿美国南部机械化对农业体制变革的影响来说，从内战到1920年的长时期里，南部的农业生产水平低，工具数量少、机械缺乏，农具价值低，当时的农业体制主要以种植园主的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实现以个体家庭劳动方式为特征的租佃小农场制，西方人也称作“旧式租佃制”。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业机械在美国西部地区被发明和广泛应用，南部一些地区机械化初露端倪，导致种植园土地整合，劳动方式发生变化，即大部分佃农“失去”土地，去外地谋生涌向城市，或部分留在种植园成为雇佣农业工人。这种劳动方式的转变，为大农场制发展奠定了实质性基础。

　　而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政策偏向于大中型农场和种植园，主要进行价格扶植，使农场主有钱购买机械并大量使用机械化代替人力，实质上改变了土地与人的关系、经济规模和经营分配方式等，农场数量骤减且面积剧增。与此同时，机械化开始向纵深发展，不仅对原有机械进行改造，而且关注于机械的发明推广，尤其是对南部农业起革命性作用的摘棉机，为植棉业和种植园的进一步变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南部农业体制深刻地变革，内战结束以来以个体家庭劳动方式为基础的租佃小农场制，最终被以雇佣劳动方式为基础的现代大农场制所取代，农业土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所有权变动。虽然这一体制变革发端于20年代，并在罗斯福新政后形成某种地区性的风潮，但真正的变革浪潮却出现在“二战”以后的20年时间内。

　　《财经》：任何变革都有其内在自身逻辑和动力所驱使，你似乎尤为强调机械化对农业体制变革的关键作用。

　　陈章良：任何简单拒绝和盲目推崇西方概念都是不可取的，但西方现代农业模式为中国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启示性经验，其功能是帮助我们认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过程的真实演变和逻辑关联。

　　首先，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首要条件，除土地相对集中的资源、技术条件外，就是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和农业人口压力的缓解，反之转型不可实现。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由于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农业机械的应用和推广不仅受到抑制，而且使用机械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矛盾。巨大的农业人口压力，必然阻碍农业技术的广泛推广和应用，从而制约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所以，现代农业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人口的战略转移密不可分。

　　在我看来，“谁来种地”问题的提出，恰恰表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是中国构建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大好时机。逻辑是这样的，由于农业中劳力不足，劳动力价格和成本提高，促使农民探索采用机器进行农业生产，而农业机械化的广泛应用以及对机械化好处的体验，又会极大地扩大土地和大农场规模，置换出大批劳动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与农场规模密切相关。

　　其次，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技术含量不同、经营规模不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也是农业经营规模扩大的过程，但机械化才是变革农业经营体制的根本推动力量。机械化不仅意味着购置机械、以机械代替人力和畜力，更重要的是，意味着重新组织农业生产程序、改变人与土地的关系。具体来讲，意味着更大的农场、更多的资金使用以及劳动力的不同配置。同时，机械化还要求更多的非农和技术投入、经营管理技能培训等。随着那些文化程度较高、见识较广的农业专业大户开始购买农业机械时，他们会意识到旧的农业经营体制已不合时宜。为提高生产率，在机械化得以实现的前提下，农业体制的变革已为时不远。某种程度上讲，农业体制变革是农业机械化的内在要求，农业机械化是农业体制变革的直接推动力。

　　《财经》：相较于西方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过程，中国农业的现状和阶段是什么？

　　陈章良：客观而论，中国前30年农村改革实际上解决了困扰着中国传统农村和农民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解决了“耕者有其田”问题。“包产到户”及家庭联产承包制，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继上世纪50年代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集体化运动之后，第一次从根本上释放并回归了劳动力作为资源转化资本、创造收入的功能。二是2006年全国开始免征农业税和免去农民其他税费，解决了农民的税赋问题，同时国家对农民开始进行直接补贴措施。

　　准确评估中国农业的现状不仅应看到中国农业进程的历史纵向，更要与全球的横向局势结合起来。

　　我认为，历史已经再次将农民和农业问题推到中国变革的十字路口。中国无路可退，只有将“国际化农产品”的外部压力转化成构建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动力，抓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契机，以土地流转为切入口，建立起适度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农业基础，促进机械化带动农业经营体制的实质性转型，国家才能有效应对农业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而构建中国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在加快农业经营体制转变、保障国家主要农产品和政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逐步实现农村和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之下，而以此为基础的中国城镇化进程才能得以健康推进。

　　从农业透视中国，可清晰诠释其症结。应对国际压力，除“守住红线”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有能力建立起自身可持续性和竞争力的现代发达农业，至少现阶段要努力构建起基础。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失地农民”不应视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障碍，而应成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公共产品供给、健康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动力。城市化是农民市民化过程，不能让农民“农民做不成，市民也做不成”。例如，农民工问题虽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但在制度层面上至今未作出任何重大改变，农民仍然被排除在城市的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之外。事实上，农村劳动力进城受阻，不能落户，政界学界在解决问题的方向上并无分歧，但似乎政策上无力改变目前城乡二元结构、身份歧视的现状。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时期，决策者必须决定哪些是优先问题，并作出优先的政策抉择。中国需要一个能够面对挑战且现实的战略路径。

　　【作者：《财经》记者 张燕冬 焦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