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花宇

　　城镇化，顾名思义，就是“农村变为城镇，农民变为城镇居民”。因此，从字面上也可看出，城镇化的主体应是农民。城镇化所产生的红利，应主要由农民获得；所选择的路径，也应符合农民的愿望和实际利益。如果反过来，农民被动地进到城镇，“被城镇化”了，那么农民只能成为推土机下的牺牲品，不仅是对农民权益的继续戕害，也会损害实体经济的肌体。

　　在城市和乡村的咬合地带，不同类型城镇化的结果，可以得到直观的显现。本报曾有报道：只隔了一条街，却因为一个属乡镇，一个属街道办，两个村的拆迁补偿标准差了好几倍。其中的差价，自然意味着一部分农民的利益受损，意味着他们并不心甘情愿。在我国，城镇建设用地为国有土地，想从农村的集体土地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只能通过政府征收，再通过招拍挂进行开发。政府和农民打交道时，是惟一的买方；和开发商打交道时，是惟一的卖方。正因为有这样的土地市场，才产生了低成本的城镇化。政府低价征地，高价转让，但由此产生的差价及级差地租，长期以来却无法让农民享受。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在拆迁进城的过程中，只有真正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才是农民愿意推进的城镇化。首先要做的是明确农民的土地权利。只有确权到每一户，农户才能明确自己在城镇化中的得与失，才能伸张自己的利益。我们还要完善土地征收制度，改变农民在谈判中的弱势地位。政府还要建立刚性的利益返还机制，而不是“看着给”、“可给可不给”。依托于土地的资产权利，是农民的“命根子”，低价交易显然违背公道人心，违背经济规律，后患无穷。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只有让农民成为能与其他各方平等对话的市场主体，他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成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中的主体。

　　城镇化不是让农民卷铺盖进城这么简单。在城镇中，还应建立一系列“接应”的配套措施。否则，农民离了农村，在城市又容不下，是很容易出社会问题的。政府要有勇气和智慧，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藩篱，实现城乡平等，甚至可以参考美国的“平权法案”，在某些方面对“新市民”进行补偿性倾斜。

　　城镇化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赶鸭子上架。有了充足的岗位，完善的福利，低廉的保障房，农民转移到城镇才有条件。前车之鉴如拉美，将农民平移到城市，却无法消化新的人口，只能形成贫民窟。而东亚国家，城市化过程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有了新就业岗位的吸引，才谈得上农民心甘情愿的城镇化。

　　如果城镇化只是产生了一大群穷人，是不能刺激内需，不能调整经济结构的，安邦定国、安居乐业更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