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俊,1989年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获农学博士学位。1989年在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1990年至200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2001年3月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合著《调查中国农村》、《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问题研究》、《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研究》《中国新农村建设调查》《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我国食物生产能力与供求平衡战略研究》等。多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奖、“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著作奖等。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农业大学[微博]博士生导师。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26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发表了题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的主题演讲。韩俊说,按照十八大报告要求,中国将力推农民工的市民化,然而当前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六大难题。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不能把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先决条件,更不能强制要求农民退地。
农民工入城是个长期化过程
大量的进城农民工虽然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却没有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是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韩俊从为什么要选择这一题目讲起。他说,今天这个题目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十八大报告里面讲: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这是十八大里面一个重大的判断,也可以叫作农民工的市民化,这一提法是第一次写入党的文件和党的报告。
农民工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一个概念。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找不到这个概念,国外也没有这个提法。这个概念跟我们中国所特有的户籍管理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农民工是很庞杂的群体,只要是农村户口,在城里还没有落户,不管是在农村务工经商,还是到城里务工经商的,我们都给它贴上一个农民工的标签。这个群体也非常庞大,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人,在本地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接近9500万人。
简单回顾一下我国对农民迁移的政策演变。新中国成立初,国家是完全允许自由迁徙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把自由迁徙作为公民的11项自由权之一。现在的户籍制度与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直接有关。1958年我国实行了一套严格限制,可以说禁止人口流动的政策。1958年到1978年这一段时期,实际上农民已经没有流动的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农民转移就业的政策可以划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政策基调是允许农民离土,这就让乡镇企业发展壮大了起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政策的导向是消除了农民离乡的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最近十年,特别2003年以后对农民工的政策有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提出了要公平对待,搞好服务,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最重要的一个导向就是逐步允许农民工落户定居。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农民工的产生和发展壮大改变了我国经济社会基本格局,构成了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动力。
然而,大量的进城农民工虽然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却没有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是城镇化的重要任务,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就是要把尽可能多的符合落户条件的流动人口逐步转为流入地居民,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镇外出务工人员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和返乡创业。
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而且,今后20年我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预计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在54%左右,2020年将达到59%左右,2030年将达到66%左右。这意味着,从2011至2030年的20年间,我国将新增城镇人口3亿左右。
韩俊介绍说,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民工。目前不到4个城镇常住人口中就有1个是外来流动人口。这说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是依靠农民工进城就业。外出农民工中,在直辖市就业的占8.8%,省会城市就业的占19.4%,地级市就业的占34.8%,在地级以上城市就业的合计占到63%。“移民”倾向渐趋明显,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事实“移民”。
农民工融入城市有六难
消除城乡差距,消除“双二元”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和谐,需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这项工作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管理能力的重大挑战。
大量农民工在城镇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低,在城镇落户门槛高,难以融入城市,这也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韩俊认为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为农民工子女提供的教育服务不足。
在学前教育方面,农民工随迁幼儿大多数进入的还是条件较差的民办幼儿园。在义务教育方面,2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在高中教育方面,因要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并参加高考,这就使得跨省的农民工子女不得不在中考或高考前选择回到流出地省份就读,影响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益。
二是农民工看病难问题突出。
由于新农合的报销限制、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不高,以及农民工自身经济状况等原因,广大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正规医院的医疗服务。农民工主要从事于低薪、高危岗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复杂,职业安全防护差,罹患职业病的人数不断增加,职业病防治形势严峻。近年来农民工职业病发病人数高达总发病人数的80%以上,农民工群体性职业病事件不断出现。
三是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例低。
农民工除参加工伤保险比率略高外,参加其余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率均未超过30%。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相对于其收入较高。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由于收入来源不稳定,水平较低,在负担自身开支和养家费用后,再缴纳社会保险费有一定困难。同时,由于农民工流动性相对较大,城乡社会保险间跨制度转移办法尚未出台,影响了农民工参保积极性。个别企业为减少成本,不给农民工参保或以派遣用工的形式逃避参保义务。
四是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严重缺乏。
政府对农民工文化生活重视程度不够,投入经费少。企业没有把文化服务当作农民工的重要权益,文化设施投入很少。多数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缺少最基本的文化娱乐方式。
五是农民工住房保障程度低。
大部分地区未将农民工作为住房保障对象,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基本上不对外来农民工开放,也缺乏针对农民工特点的租金补贴和实物配租政策。农民工住房支付能力弱,在城镇居住条件低劣,很大一部分农民工仍居住在地下室、棚户区、工棚,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
六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难。
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主要是针对本辖区的非农户口,但对跨行政区的流动人口户籍基本没有放开。还有一些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没有触及到福利制度,或者设置的门槛较高,农民工难以跨越。引导农民工到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的政策也不够有力,农民工进城落户进展总体缓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在20多个城市开展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的比例高达85%,八成农民工即便不放开户口也将长期留在城镇,他们进城的选择与户籍制度是否改变无关;外出农民工希望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定居的占53.2%,希望在县城或小城镇定居的占37 .9%,愿意回农村定居的仅占8.9%。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实现永久性转移,是城镇化的重要目标。
亿万农民工是成为一个总体稳定的群体,还是演变为一个流动不定的群体;是成为一个良性发展的群体,还是演变为一个出路狭窄的群体;是成为一个共享发展成果的群体,还是演变为一个缺乏关爱、逐步被边缘化的群体,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管理能力的重大挑战。必须顺应亿万农民工的意愿,让绝大多数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稳定下来,推进农民工群体融入社会,促进社会融合。
韩俊表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义在于:第一,产业结构升级需要一支稳定的熟练产业工人队伍,要求改革现行人口管理政策,稳定流动人口。第二,城市对流动人口长期“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不利于优化农村资源配置,难以消除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将流动人口稳定下来。第三,流动人口不稳定下来,不但难以消除城乡差距,还会带来城市内部的分化和对立,形成“双二元”体制。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
新浪警示:任何收费预测彩票会员等广告皆为诈骗,请勿上当!点击进入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