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芳

　　“38(妇女)61(儿童)99(老人)部队干农活在一些地方非常普遍。以后这个地由谁来种？”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农委委员张晓山向本报记者表示。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或许能回答张晓山的问题。

　　本报记者从接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中农办)的人士处获悉，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聚焦三农问题，而此次的焦点问题则在于农业经营体制。

　　34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伙农民按下血手印，拼了性命搞“包产到户”，由此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随着时间的推移，包产到户在极大调动农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小生产者无法与大市场对接，导致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太过分散的耕作和经营方式使农业的机械化、集约化运作无法顺利进行，农业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投资也因为与亿万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过大而推行不力。

　　随着农村经营体制调整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经营结合的双层经营”，上述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反而使得商业资本大量进入农村，以所谓“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以流转或直接圈地的形式，名义上是进行农业经营，实际上则进行了“非粮化”甚至“非农化”的“变形”。

　　中农办主任陈锡文此前对本报记者表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农业生产都是以农户经营为主，少数公司化的农场也主要集中在可以进行工业化生产的部门，如某些养殖业。种植业基本以农户经营为主，这是由农业生产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中国目前的名义城市化率才51%，亦即有6亿多人仍在从事农业。张晓山表示，“中国即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70%，也有4亿人在农村，所以这就决定中国不可能大量出现像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那样占地几千公顷的公司农场，或者南美的种植园，然后农民都成了农业工人。中国未来的农业还是以农户经营为主。”

　　因此，2013年一号文件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遏制公司企业大面积、长时间的进入农业、农村的同时，解决好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以及如何更好地为广大农户做好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

　　张晓山表示，这需要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联合合作，在此基础上与外界的多元化、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服务多种主体有效对接，让农民能够有效地进入市场。

　　事实上，虽然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也以小农经营为主，但这些国家地区的农业合作组织非常发达，在为农业、农民提供金融、市场、咨询、科技等公共服务上发挥了主体作用。

　　陈锡文表示，选择一种资本主导的雇工农场还是选择类似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那样的农民合作，这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