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熙可集团首席执行官朱演铭。（图片来源：新浪农业 刘万明 摄)

　　新浪农业讯 2012首届中国农商高峰论坛今日在上海召开。熙可集团首席执行官朱演铭认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城市吸纳过去，农村务农人口越来越少。这带来了食品供需失衡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以下为论坛实录：

　　主持人：非常感谢John A. Quelch教授，他的时间也控制的比较好。他讲到的既有供应方面又有需求方面。下面我们来请下一位发言人。下面一位发言人是熙可集团首席执行官朱演铭先生。朱先生是中欧的校友，也是给我们的EMBA项目一直鼎力支持的校友。熙可集团公司一直为我们学校餐厅供货，我们的早餐、午餐和晚宴，很多都是来自于他们集团公司所供应的。他几年前创立了熙可集团，一开始是在供应和物流行业，现在集团业务快速扩张，覆盖了整个价值链。现在已经有了自己品牌的食品，另外他还非常好的覆盖了整条供应链，非常感谢朱先生，能够再次来到中欧。能够帮助中欧主办这样的一个高端论坛。

　　朱演铭：我觉得我在这里发言还是好象很有困难，因为又有中国人，又有外国人，但是我觉得还是用中国发言，因为有更多中国的来宾。非常感谢刚刚John A. Quelch教授的发言。他从市场上看了三农的问题，也非常感谢张部长，从政府的层面看了中国三农的改革。我觉得中国的三农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会儿我会讲到一些挑战和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和一些体会。需要政府来支撑，在中国一定需要政府的帮助来对中国的三农进行改革。但是三农改革一定不能只是通过农业部的角度改革。如果只是停留在中国农业谈农业的话，农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已经在中国农业做了20年时间，对于中国农业基础的研究工作整整20年来，我们花了1.5亿，这1.5亿到目前为止颗粒无收，没有任何的回报，这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想出来的办法是希望从政府的角度，加上市场的手一定要走市场经济道路，才可以真正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需要进行一次助推。我想就今天中国三农的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拙见。

　　过去5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资本不停寻找低成本的劳动资源。全球化从日本转向四小龙，转向四小虎，最后转向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获得了震撼世界的经济发展。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制造业中心。声势浩大的国际化给中国创造了蓬勃的机会。在这场令人振奋的工业化过程当中，中国也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运动。2011年，中国已经有48%的人口在城市，其中70%城市新增人口来自于两元经济下的人口转移。进行麦肯锡的报告，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在15年之后接近10亿，这个增量大于整个美国人口总量。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据，每次我在美国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美国人是不可想象的。飞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同业投资和城乡统筹过程当中带来的一些挑战。这些挑战首先体现在我国的城乡差距，这个城乡差距逐渐的增加，在中国城市就是城市，农村就是农村，农村和城市在面貌上截然不同。农民和市民上在社会上的地位非常的悬殊，我们在工业化过程当中形成了二元经济格局。当时这个二元经济带动了中国的发展，这个基础就是劳动力资本，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的低下，导致了中国走上了一条国际化的道路。但是这个国际化的道路带来很多的问题，包括二元经济，城市不断吸纳农村人口，农村人口逐渐下降。一方面城市不断从农村吸纳这些廉价劳动力，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开始出现拥堵。我们看到在上海，从浦东到嘉定要两个小时，这是无法想象的。我去巴西，几乎我每次在巴西的出行都是直升飞机，因为没有办法走。这个城市的拥堵越来越严重，社会的活动效率下降，效率下降之后，对经济交易的成本就会上升，当经济的交易成本上升，实际上全要素生产力会下降，这对GDP是有坏处的。

　　另一方面农村的空心存的现象日趋严重，农村劳动力远离农业，一部分的农地已经出现无人耕种。我们在安徽和重庆做的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发现的问题是很多在农村的房子已经没有人住了。但是这些房子还是属于农民兄弟们的。这些人，这些强壮的劳动力被城市吸纳过去，到了这个城市，农村务农人口越来越少。这就带来了食品供需失衡的问题，在中国的失衡现象尤其严重，这个食品供需失衡的现象，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二大挑战。

　　城市新增人口嗷嗷待哺，但是农村务农人口逐渐下降。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生活的很不错的。你们家一定有保姆，看看保姆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原来是在农村种地的，自给自足，现在都跑到了城市，跑到城市之后，他们吃的东西比农村吃的要好要多，同时还有他们的丈夫孩子来到城市，这就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压力。这个显著的一增一减，再加上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小农经济，是一亩三分地，本来就非常的低效，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长期得不到改善。可耕地本来就少，也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大家是不是知道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和美国的相比，美国是中国的7.5倍，也就是说中国只是美国的1/7.5，但是中国要养活的人要多得多。这样的话就带来了一个供需上上的失衡，食品供应出现危机也就指日可待了。现在我们都在担心食品安全，我觉得食品安全都是知识分子在说的，但是底层的一些东西我们并不一定听得到。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中国食品的供需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2010年的时候，中国每头奶牛年产奶量只有3吨，美国9.6吨，以色列10.3吨，我到以色列看的时候，以色列的奶牛厂，他整个奶牛1000-2000头奶牛的奶牛厂只需要11个人，这是无法想象的。中国已经变成了大豆、玉米的净进口国，大斗玉米大量的进口是蛋白的进口这是食品供需失衡的表现。随着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中国食品上出现的危机将是我们今后十年遇到最大的挑战。我觉得这是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

　　第三大挑战是中国出现的食品安全。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到了让消费者胆战心惊的地步。中国食品安全的根本问题还是中国农业体制的问题，根本的食品安全问题是中国农业体制问题。为什么？中国有8.3亿农民，1.6亿户的小农，他们在提供农产品，提供食品加工的原料，这需要多大的监管机构才可以把中国的食品安全有效的监管起来。1.6亿的小农，我们这家企业做全供应链的，我们企业就在为美国、欧洲数一数二的品牌在中国管他们的质量，我们出口产品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这家企业的运作模式是只跟数一数二的企业做合作，做联盟。我一共不超过12个客户，就跟美国一个企业，我要出口的集装箱，一年要上万个。我只管12个客户。中国政府要管多少客户管的过来吗？因为法不责众，当然就无法无天了。这要追溯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了土豪分了田地，但是1979年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农业体制并没有改变这些小农被禁锢在一亩三分地上，每天进行产品同质化竞争，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不可能对客户有增值和差异化的可能。这注定了中国农民注定贫困。改革开放30年中国让部分的城市人口富裕起来，但是他们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人口还是贫穷，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这也是我要谈的第四大问题。

　　第四大问题之后就是资本的问题，资本不敢下乡，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市场经济上，我们看的是要投资要有投资回报。企业要和1.6亿的农民竞争，企业在成本上增加了土地和租金的成本，我要流转土地的话，我要付给农民租金，这给我增加了很大一块租金。劳动力的支出增加了，因为农民不算劳动力的，他在种植过程当中，成本结构上不计劳动力，但是企业必须要做。管理成本增加了，因为企业一定要管食品安全，我不可能让我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所以企业投入的所有管理成本远远大于一个成本在务农过程当中的成本。同时企业还要面对因为天气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相对来说我们规模大了之后，出现的亏损也就大。这就给企业在农业运用过程当中，带来了营运挫败，这是一种独特的风险，这不是一个农民所面对的挫败。企业在做农业改革当中，即使不破产，农业的回报也遥遥无期。

　　以上的挑战综合起来让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对三农改革需要系统的解决方案。我们首先要从体制上入手，一定要对我们的农业体制进行改革，然后我们要跳出三农看三农，进行综合系统的城乡统筹和改革，其中最核心的改革是要从农村土地入手，开展农村土地的科学治理。农业体制改革的第一点，是将农业土地合理结合起来，做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的经营。要结合国内外市场的统一需求，实施以科技引领的现代化大农业。面对当地和相邻的高端市场，做私营，农庄是的有机农业。让企业参与进来，建立起农场和市场有效的信息交易平台。土地只有集中管理之后才有可能和国际先进的科技进行对接，才有可能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才有可能增加亩产和供需总量。这样的话，我们面临的食品供应危机也得到了缓解。我说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面对国际统一市场，要把这个市场需求和农业直接联系起来，当中不能有太多的环节，然后把土地集约起来进行经营，加上我们的科技，让科技去增加亩产，食品供应上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缓解。农业体制改革的第二点是要大规模的减少农民，解放农民，让农民从土地当中解放出来，让一部分愿意辛勤劳动的农民留在耕地上，成为现代农业的从业者，只有大规模的减少农民，并实现土地集中管理，才可以对食品安全进行全面彻底监管，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的隐患。

　　农业农商的教育，规模农业的实践，和农业职业的培训，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大瓶颈。因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现代化大农业的大格局，也就没有现代化大农业对人才的需求，当今天我们要搞现代化大农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相关的农商人才和农场的营运人才严重匮乏。中国的农业大学培养的是写论文的专家学者，而不是针对现代农场，培养农场主和农业的职业经理人。所以农业体制改革的第三点是要把农学院，农商学院，农业职业教育带到农村去，和实际结合，不断培养农业实用人才，培养愿意留在耕地上的现代农商人才。

　　第四点是要建立农副产品和食品的全供应链信息交易平台，一方面让监管卓有成效，这样才可以让人们摆脱对食品安全的恐慌。刚刚说，如果说追溯系统还是停留在现在的体制上，这个追溯系统会不那么有效，因为我们公司已经在追溯系统上投资了1亿，最后的经验告诉我们，农业体制是一个最大的瓶颈。追溯本身要做，但是一定要结合起来。我刚刚说的这些是要系统化的看问题，而不是单点上看问题。另一方面只有这样让农副产品和食品的交易成本和库存成本在全供应链管理当中才可以得到大幅度下降，为农商全供应链增加整体效益和投资回报。

　　我不知道是不是清楚，有一个例子告诉大家，在沃尔玛帐上的一吨产品和农民手里的一吨产品，这两个产品在整个供应链过程当中，资本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吨在农民手上的产品是1000块钱，在沃尔玛手上的是7000块钱，7000块钱在沃尔玛的资产负债表上，这个7000块钱的资本成本，远远大于农民手上1000块钱的资本成本。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就是看你有没有本事拿这个回报。

　　所以农业体制改革的第五点是鼓励资本下乡，人才下乡。国家政府应该出台一系列的有效政策，创造良好的条件。要让人才看到城乡统筹的希望，尝到统筹城乡的实惠，国家应该为三农改革提供先期的财政补贴，建立可持续的造血机制，有效调动积极性，引导精英人士下乡，让他们持续不断创造效益、税收和就业。最终用市场经济这双无形的收，创造有序的造血机制。

　　我们国家每年财政部补很多钱，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的。我觉得是不是把这个方法改一改，把输血机制改为造血机制。同时利用市场的手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我觉得它的可持续性会更大。农业、农民、农村三农改革应该要跳出三农看三农，要开展综合系统的统筹改革。我们要跳出农业看农业，农业在恶劣的竞争环境中，投资回报微乎其微。只有跳出农业做农业，跳出农业做农业和食品加工的全产业链，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为消费者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未被满足的需求，建立农业合市场有效的交易和信息平台，做好品种和当地的气侯，品种和土地的正确的对位。我刚刚说了，我们农业基本的探索和投资在这之前花的1.5亿，在这之前就是做这个事情。我们找一个黄桃的试种地区花了6年时间，我们引进美国标准，10几个地方对美国品种、欧洲品种进行对位。品种和当地的气侯和土壤对位，这个投资是无比巨大的。这方面只能我自己去做。只有做好农业的最佳规范和精准农业的有效实施，投资农业最后才可以有很好的效益。

　　在农民上，我们要跳出农民看农民。农民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农民是在封建社会和地主对立共生的产物。我到农村去，农村农民养的猪死了，我说怎么办？他说猪死了要赶快卖，不然的话，猪就有问题了。这样的话，食品安全从哪里来，这个猪后来就到了你的餐桌上了。还有中国的水、空气，这些都是问题。这些都和我们在那里务农的人有关，农民无知，我们要有良知，我们要帮助他。只有通过国家政策和市场有机运作，公平的就业机会，合理的财产保全，我们才可以给他们应该有的尊严。在农村方面，我们要跳出农村看农村，打破经济二元格局，让城乡资源按照市场规律有机流动起来。把生态可持续的田园小镇带到农村，正确引导人才和资本流向人才，把城市便利的基础设施带到农村，把大批的人口留在崭新的统筹城乡，才可以改变农村的面貌。

　　一方面可以缓解大城市的压力，一方面又可以建设一个更适宜居住、工作、生活的统筹城乡，建设一个低碳、绿色、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田园小镇；建设一个城中有乡，乡中有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风尚的社会方式。

　　最后我要谈的是城乡统筹改革当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农村土地的改革。我们宪法规定土地国有，农村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他们对宅基地，享有几乎永久的使用权，但是在法律上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这样的话，农民的土地无法通过出租或者是出让大家流通，土地的流通得不到法律保护，企业也就不敢积极的参与到三农改革当中。去流转农村土地，他们也就无法实施，他们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无法实施现代农业和城乡统筹改革。只有让农用土地、宅基地在法律上得到彻底的确切，我们才有可能用市场经济的法则，合法推动三农改革。开展有序的城乡统筹建设，同时真正的做到携农致富，构建和谐社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的农民兄弟们让他们获得和市民同等的社会地位，让他们的子女享受一样的受教育机会，让三农改革给他们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让城乡统筹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呢？为什么我们不可能让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到这场伟大的改革中来，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国家和企业一起举起三农改革的旗帜。为城乡统筹的新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可能性？为什么不可以让国家和政府制订一系列有效的土地制度改革政策，让三农改革的推进提供有效的扶持基金，让长期以来的输血机制变成造血机制，让农村资源得到合理利用，让国家财政可以在三农改革当中扭亏为盈。为什么不利用这个历史给我们的机会，建立一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统筹城乡呢？

　　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朱总，您刚刚的演讲和之前的演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前谈到的更多是供应链下游，也就是消费者。而朱总关注的是价值链的上端，也就是我们的农民，那可是我们食物产生之源。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