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2月18日电(记者王政)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农户承包的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概念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

　　一些农业领域的专家认为，“家庭农场”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一种有效方式，有利于解决目前中国农业家庭承包经营低、小、散的问题，激发农业生产活力。

　　在中国，“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据农业部统计，近年来，上海松江、浙江宁波、吉林延边等试点地区已经培育“家庭农场”6670多个。

　　记者在位于东部沿海的宁波慈溪、余姚等地了解到，最近几年，一些种植、养殖大户自发或在政府引导下，将自己的经营行为进行工商注册登记，以便寻求法律保护和进一步参与市场竞争机会，由此演变成了中国最早的“家庭农场”。

　　宁波市农业部门2010年对全市“家庭农场”的调研结果显示：当时在宁波工商部门做企业注册的“家庭农场”共有385家，其中种植类279家，畜牧类106家。

　　尽管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基础并不会改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纵观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经营，没有不以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方式始终难以被替代。但随着农业发展，家庭经营方式暴露出规模过小，成本高、风险大等问题。

　　从“家庭农场”的生产实践看，这种经营形式既坚持了以农户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特性，又扩大了经营规模，解决了家庭经营低、小、散问题，以集约化、商品化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据宁波市农业部门统计，宁波种植类的279家“家庭农场”，经营面积均在50亩以上，当地农户的平均经营面积不足3亩，适度规模经营提升了农户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实现了“种地有钱赚”。

　　更为重要的是，“家庭农场”正在改变中国农业分散的家庭承包经营导致的农民老龄化、兼业化等问题。记者在宁波采访发现，为了实现收入最大化，当地多个家庭农场中的年轻人没有选择外出务工，而是留在家里务农。

　　由于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会自动实现农业劳动力的新老交替。“家庭农场”逐渐吸引一批年轻人留在农村务农，通过农业生产实践成长为职业农民，解决“无人种地”的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发展“家庭农场”也是对此前引起争议的工商资本汹涌进入农业大规模、长时间占用农地的一种矫正。浙江省农业厅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以一个家庭所能顾及的范围为限，可实现规模经营与精细化管理的有机结合，实现收益最大化，避免了规模小而无效、规模大而不精的双重弊病。”

　　不过，也有一些分析人士担心，发展“家庭农场”涉及到众多农户的承包土地流转，需要慎重对待。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用5年时间，对农民承包土地进行确权、登记、颁证，建立承包地“身份信息”，这将为承包土地流转、家庭农场发展打好基础。

　　这位专业人士表示，发展“家庭农场”，关键是以市场为主导，以农户为主体。政府应做好相应服务工作，转搭建便捷的土地流转交易平台，探索建立土地流转价格协调机制和纠纷调解机制，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从目前的情况看，各地尽管有许多发展“家庭农场”的实践，但相关认定标准、登记办法仍有待明确，尤其是相关的税收、用地、金融、保险等扶持政策亟需制定出台，以便“家庭农场”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