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海口12月2日电 (王子谦)第76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暨中国—挪威社会政策论坛2日继续在此间进行，多名专家热议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建议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梅建明说，现阶段农民工生活质量有所提高，但是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融入方面进展不大。

　　梅建明通过3381份调查问卷分析，目前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私营企业或是自行创业，65%的农民工表示工作稳定，但是有41.27%的农民工没有签订过合同，其月均收入主要集中在2000—3000元之间的区段。在消费层面，约37%的农民工只能够解决温饱问题，生活质量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超过四成农民工未参与任何社会保险，参保“五险一金”比例为13%，但希望有社会保险的达77.6%。子女教育上，目前超过8成的农民工子女可以就地读书，只有28%的农民工儿童与其他同学的关系达到融洽，22%的农民工子女和同学的关系不融洽。

　　梅建明说，从心理认同度和归属感方面，农民工依然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群体。虽然82%的农民工适应或者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但明确表示回乡定居的比例达38.59%，留城定居的比例有34.1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林家彬指出，目前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三项权利缺失——作为城镇居民权利的缺失，作为劳动者的权利缺失，土地财产权利的缺失。

　　他说，城市政府享受农民工所带来的经济活力和繁荣，但因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而不必为他们参政权、社会保障权、子女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保障而支付成本。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经营者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从而压低劳动力成本，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与雇主之间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其在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等方面难以主张正常权利。此外，在现行土地制度之下，农民工市民化通常意味要无偿放弃宅基地和承包地，使得很多农民工难以落户城市。

　　林家彬建议，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当构建稳定的劳动关系，并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配套改革和现行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破除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邹农俭指出，中国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把农民转变为市民，是现代化事业成功的一个很大标志。

　　他建议，未来中国的社会政策应从六个方面入手。首先为公共产品均等化供给，在城市规划基本设施、基础设施以及福利政策时应将其计算在内；其次需要构建现代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将目前社会保障制度中公务员、事业单位、城镇职工、农民和农民工等不同种类的制度进行整合；再次，要增加劳动所得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从农民工提炼出一批中等收入者；第四，高度重视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方便其就业；第五，处理好农民工的失地问题；第六，对中小企业，特别是自主创业的企业减税，实行真正的民富优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