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对话1985年重新开发南沙的领路人苏承芬

　　　　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南海耕耘 “更路簿”是最直接有力证据

　　特派记者 程绩 琼海摄影报道

　　一本手抄的“更路簿”，是潭门镇部分渔民祖祖辈辈的传家宝，它记录了从海南前往西沙、中沙和南沙的行船路线、海流流向、暗礁方位与航向针位。

　　“我爷爷告诉我，他的爷爷出海捕鱼就是用‘更路簿’。”78岁的苏承芬告诉记者。昨天，记者在苏承芬家里看到了“更路簿”，这是证明南沙争议海域自古就属于中国的最有力证据。正是靠着这本“更路簿”，苏承芬成为潭门镇公认的行船技术最好的船长，在1985年国家决定重新开发南沙群岛时，苏承芬驾船担任领路人。如今年逾古稀，苏老说自己人生最后的任务就是为了国家保存好“更路簿”。

　　越南人想买“更路簿”

　　5月17日，琼海市潭门镇一个小渔村。

　　苏承芬在自家门口修自行车，不打鱼已经有些年头了，78岁的老人安逸地在家享受晚年的悠闲。苏承芬手中有一份宝贝，4月10日发生在黄岩岛的中菲对峙事件之后，他更确定是。

　　那是一本祖辈三代传下来的 “更路簿”。

　　何谓“更路簿”？ “更”是航海人习惯使用的长度单位，1更合10海里；“路”是指航船在海洋中行驶的路线；“簿”即指本子。 “更路簿”一般秘不示人，以手抄本的形式传于后人。它宛如航海史上的族谱，密密麻麻载满的是潭门渔民世代手写的行船半径，从他们故乡海南岛前往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及东南亚一带漫漫海域的行船线路、海流流向、暗礁方位与航向针位。在潭门镇多个版本的“更路簿”当中，苏承芬的这本是最全面、最准确的。

　　在记者提出要看 “更路簿”的时候，苏承芬没有拒绝，只是用其他话题试图把记者的注意力引开。直到看过记者的证件后，这位性情平和、谨慎的老人才道出不愿意将“更路簿”轻易拿出来让别人看的原因。

　　“这本‘更路簿’就是手抄本原件，如果以后咱们国家跟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打官司，这就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南海耕耘，那是我们的宝地……”苏承芬说，最害怕有乱七八糟的人冒充记者来。他说，曾经就有一名疑似越南人的不明身份的人来过，骗他拿出“更路簿”，试图伪造。

　　在这位打了一辈子鱼的老船长心里，守住祖宗传下来的“更路簿”，就是守住了祖国的岛。

　　“自大潭过东海 (西沙)……自三峙上三圈，用壬丙乙亥，半四更收……自锚注去二圈，用丁未，三更半收，时南……”苏承芬至今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更路簿”上的内容，这是被他刻在心里的，不仅仅是一段段作为指南来用的文字。在他看来，每一个字都是祖辈用生命换来的。 “自古行船半条命，活着就很了不起。 ”苏承芬说，“以前，出海打鱼危险重重，存在各种未知和不测。现在打鱼没那么危险了，但海上却不太平了。 ”

　　他是潭门镇技术最好的船长

　　尽管苏承芬已经78岁，但迄今为止，他仍是潭门镇公认的技术最好的船长，没有之一，从未被超越。过去，大家都想跟他一起出海，因为他总可以安全地赚到钱，他也成为后辈的标杆。他有两个儿子，仍旧是以打鱼为生。他的儿子继承父业在镇上的人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有些基因是遗传的。

　　苏承芬很适合这一行，因为他有一种奇怪的本事，可在混沌中找到鱼群，他知道哪里有路。 “很怪的，好像他身上有雷达似的。”一名渔民说。而在采访中，苏承芬不止一次地提到，包括他在内的潭门渔民在航行途中辨别方向和海流的办法是很古老的，主要依靠古老的罗盘和“更路簿”。

　　记者注意到，苏承芬老人的性格内敛，提起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异常得意。 “在海上，我从未走错过一步。 ”正是这种稳妥，他1985年领到了值得自豪一生、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在1955年之前，潭门渔民可自由出入南海作业。那一年后，因为国内政治局势，中国渔民被禁止涉足南沙捕捞，最远只能到西沙。 ”说到这段历史，苏承芬攥着“更路簿”的双手微微发抖。

　　直到1980年后，事情才有了转机。经济放开，西沙的渔业资源枯竭，渔民渴望开发新的渔场，南沙是不二之选。经过多方陈情，1984年国家下拨经费开发南沙，农牧渔业部要求重新奔赴南沙探捕。但时隔30年，那些去过南沙的老船长所剩无几，活着也都年事已高，无法再出海。最终在1985年，农牧渔业部在潭门数千渔民中选出了苏承芬、周安国、邓学潮、陈胜元、黄庆凯和吴祝茂等6人，带领4条渔船开赴南沙探捕。“当时就知道，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捕捞，政治意义更加突出。 ”苏承芬说，当时，他们还立下了军令状。

　　菲律宾枪口下收获肥美海参

　　苏承芬清楚地记得，当年那次出海安全措施异常严格：“每个上船的渔民都要审查出身，每条大船要带着对讲机，每隔一小时，就要汇报一次。 ”当时的西沙工委，包括国家各部委，对那里的真实情况都不了解，上到国家下到渔民都公认此行实为一次“探途之旅”。

　　记者注意到，一直到今天，去南沙捕捞依然奉行着当时的登记制度：要先到渔业协会开单，然后去边防检查站记录在案，路过西沙的时候，还需要在西沙工委再盖个章。“我的大船走在最前面，一共4条大船组成船队。从西沙的浪花礁出发，走了两天两夜，到了南沙的奈罗谷礁。”苏承芬回忆说，当时队员共100多人，包括他在内，只有4人去过南沙，“当时我们抵达南沙的时候简直大吃一惊……”苏承芬说，那时，南沙岛屿中，最大的太平岛被国民党士兵占领。越南军队已经占据了20多个岛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各自占领了几个，而中国只占据一个。

　　“那次探途中，遇见大量携带着枪支的菲律宾小渔船，也遇到越南几千吨的军舰载着士兵换防，还碰到了马来西亚的石油探测船。最危险的一次，还有菲律宾渔船对我们开火。 ”苏承芬还记得，“幸亏是晚上，我们赶紧把灯灭掉，摸黑开出礁盘外，那就是靠船长的经验了。 ”尽管危险重重，可是，那次收获也出乎意料，时隔近27年，说起这事，苏承芬依然会开心地大笑：“捞起来的全部是海参，又肥又厚。菲律宾人和越南人都靠网捕，技术不如我们，这些海参在海底过了30年的安静日子……”

　　为捕鱼向邻国官兵交“保护费”

　　从那次“探途之旅”后，出海去南沙的船长和渔民都开始不约而同地遵循一个规矩——“拜山头”。提起这事，苏承芬又无比愤怒，“那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但是没办法……”

　　“到了南沙，往往岛屿或礁石附近的海面收获更大，肯定要靠近，可是一靠近，对方军队就有反应了，远远地，你就得把国旗降下来，挂上白衬衫之类的。船头和船尾各站一个人挥手，得让岛上的各国军队明白你没有恶意。 ”苏承芬说，给那些士兵和军官一点礼品，他们会同意你在附近的海面打捞两三天。

　　“一开始送的只是烟酒，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去的时候还很简单。有的礁盘上甚至没有房子，只搭个棚子当堡垒，有时还请进去坐坐，算客气。可后来听晚辈说，鱼越来越少，我们越靠越近，他们要求也越高。先是一两百元，后来要金子，一个金戒指，打捞三天。”

　　然而，即使“拜了山头”也不是万无一失。苏承芬说，当时最害怕的就是对方的军队士兵换防，一拨换防了，谁也不知道下一拨是什么想法。他介绍说，2002年，他的一个徒弟带着船员去南沙火艾礁附近捕捞，不知从哪座礁石上飞来了子弹。“当时有个船老大一下子从船桅上掉下来，是自己跳下来的。结果另外一个船员就没那么好运，子弹从肩膀进去，从脖子后面出来。 ”苏承芬说，当时那艘渔船一直冲到西沙永兴岛，简单治疗后，又联系渔政找来南海救助队的直升机，把受伤船员接往陵水机场，直接送往陆地医院抢救。据了解，那名船员后来落下终生残疾，苏承芬的那名徒弟作为船东也赔偿了2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