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芳

　　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是长期的重大问题。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1年我国粮食实现“八连增”，并连续5年超过一万亿斤。它标志着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不断提升。

　　但这并非高忱无忧。3月8日，农业部政法司司长张红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粮食供需平衡的压力并没有因为粮食产量达到一个新台阶而有丝毫的缓解，而靠资源性的增长已经没有更多的前途。

　　张红宇认为，农业和粮食安全的解决之道在于科技的突破及农村金融改革深入推进。

　　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

　　《21世纪》：2012年的一号文件，剑指农业科技，您觉得其意义何在？

　　张红宇：今年“三农”聚焦农业科技，意义重大。这些年，无论是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还是增加农业收入来讲，科技的作为和意义都非同小可。尽管去年我国粮食实现了“八连增”，但粮食供需平衡的压力并没有因为粮食产量达到一个新台阶而有丝毫的缓解。相对现在的需求来讲，粮食供给形势依然严峻，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

　　第一，绝对增加的人口带来的绝对需求。去年我国净增人口664万，在2025-2030年人口拐点到来之前，每年都会有人口增加，相应要带来60到70亿斤的粮食直接消耗。

　　第二，去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其中1.59亿是跨乡流动半年以上的。这些农民工过去都是种粮的，现在都是消费者，生产者变为消费者这个趋势在未来五年、十年间是不可更改的。

　　第三，我国人均GDP现在已经差不多为5500美元，5500美元跟人均1000美元或者几百美元的食物消费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居民消费结构中口粮的比重逐步下降，而肉蛋奶等由粮食转化的食品比重上升。随着中西部地区和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逐步上升，这个趋势会更加明显。

　　第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生物能源的快速发展。现在最经济的、技术上最成熟的生物能源生产方法，就是用粮食转换工业燃料。去年美国有1.28亿吨玉米转换成工业乙醇，差不多占美国玉米生产总量的40%。未来全球粮食能源化的份额和绝对量都会增加。

　　粮食丰收，但粮食价格还在不断攀升，原因在于相对于生产的增加，需求变化更快、增长更快，这在一个经济成长国家特别是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解决这种供需平衡压力，应该讲在我们国家选项不多。靠资源性的增长已经没有更多的前途，我国无论是耕地资源还是水资源，总量非常不足，捉襟见肘。因此只能挖掘内涵的潜力，也就是着力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这要靠土地节约、劳动力节约、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些都离不开农业科技。所以我认为中央把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主题聚焦于农业科技，意义非常重大。

　　农业科技的突破口

　　《21世纪》：那么农业科技的突破口在哪里？

　　张红宇： 一是农业科技创新问题。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有人曾经算过帐，1978年到1998年这20年间，通过单产水平的提升，大概每年提高粮食产量2.9%以上，而从1998年到2008年，每年提高的幅度仅有1%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方面还是有很大潜力的。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农业科技的转化率。

　　《21世纪》：农业科技转化率现在好像不是特别高？

　　张红宇：对，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课本和实践之间，脱节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一再提倡要把农业科研的论文写在大地上，而不是把成果写在书本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科技成果的转换和应用，实际上也包含着农业教育体制的改进。

　　《21世纪》：最近几年，基层反映农业科技推广仍然是比较突出的问题，您认为如何？

　　张红宇：对。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技推广的问题。我们调查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主要不是缺经费、缺条件，而是缺少农技推广人员，很多地方农技推广人员后继乏人。在不发达地区，则是经费不足、条件有限，自然也挫伤了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在有些偏远地区，乡镇农技推广站既缺乏基本的工作条件，也缺乏相应的工作经费，困难局面和现象非常突出。所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在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硬件条件上做了要求。第四就是农业技术人员的培养问题。

　　总的来讲，如果按照中央要求去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在体系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所作为的话，通过科技来保障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持续稳定增长是很有希望的。

　　推动农村金融改革

　　《21世纪》：农业科技的资金投入问题如何解决？

　　张红宇：这几年，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水平。去年全口径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已经突破1万亿，超过了年初的预期。我相信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肯定还会继续增长，这对保障农业科技创新、转化和应用的意义也十分重大。但是我以为从保障这个角度来讲，财政投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怎么样释放金融在这方面的巨大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最近农业部开展了第二次春季农村“百乡万户”调研，他们的简报每期我都看，反映的问题中，金融供给满足不了需求非常突出。现在农业获得贷款主要靠小额信贷、信用担保，但这个钱很有限，三万五万块解决不了大问题。三五十万的较大贷款需要抵押担保，这方面障碍就比较多，政策障碍、法律障碍都有，需要改革、探索。

　　在农村金融制度改革方面，这些年各地都有一些改革探索，其中重庆市的步伐大一些。前些日子我也到重庆去做了一些调研，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所有权都在探索是不是能用于抵押贷款。我认为包括农民的宅基地、住房，农民有两套住房完全可以拿一套出来做抵押。合作社的有些大型农机具是完全可以变现的，一个茶场几千亩茶，都是多年生的，也是完全可以变现的。

　　《21世纪》：现在重庆搞的还只是一个试点？在法规上我们还有一定的限制？

　　张红宇：对，他们叫试点，效果也不错，但确实是需要总结一些经验。监管政策、补贴政策、货币政策都需要把农业信贷和一般的商业信贷区别开来，政策要适当向农业倾斜，不良贷款的容忍度也应该比商业贷款高一点。去年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推出的2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中，就有6个涉及到农村金融改革。农村金融这个事不解决，发展现代农业必然受影响。

　　《21世纪》：说到底最后还是钱的问题。

　　张红宇：不是很多领导也讲吗，“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往哪去，钱从哪来，地怎么种”的问题，所以解决农业和粮食问题最终要靠科技支撑，同时也要靠金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