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指出，国企改革，不从企业制度着手作出根本解决是不行的。当前经济工作重中之重，必须认真落实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全力以赴，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

　　吴敬琏指出，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就把增强企业的活力作为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在最初的15年中，虽然在非国有部门涌现出大批很有活力的企业，但在国有部门中，由于改革的思路不够明确，过多地强调了对企业放权让利而没有着重对企业制度改造，成效并不显著。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非但没有改善，而且逐渐陷入了财务困境。针对这种情况，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1997年的中共十五次代表大会和去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布局调整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决定。

　　吴敬琏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主要突破，是指明了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不在于放权让利，而在于制度创新。由此，开始了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现代公司制度的试点。十五大否定了把国有经济比重的大小同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强弱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愈大愈好的苏联式观点，明确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经济只需要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占支配地位，至于其他领域，则可以通过资产重组来实现布局的调整。“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吴敬琏进一步指出，十五届四中全会至少在以下的四个方面把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提出的方针具体化：第一，在重申中共十五大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决定的同时，进一步将国家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确定为四个方面，即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就为进行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调整指明了“进退”的方向，从原则上划定了“为”和“不为”范围。第二，明确指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实现股权多元化。非国有多元股东的进入，将大大有助于强化产权约束和所有者对企业的督导。第三，不但重申了党的十五大放活小型国有企业的方针，而且将放开的范围扩大到中型国有企业。将占国有企业总量90%以上、目前大部分处于困境的中小企业放开搞活了，不但能够卸下国家财政的巨大包袱，还将为我国工商产业增加大批生力军。第四，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公司必须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能够在所有者和高级经理人员之间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在过去几年的现代制度试点中建立起来的部分公司有其名而无其实，甚至成了所谓“翻牌公司”，症结就在于没有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制衡关系。所以，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这一要求，对于我国国有企业乃至所有企业实现公司化改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吴敬琏认为，目前经济工作重中之重，就在于按照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全的要求，全力以赴，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是在不同程度地减持国家股权和实现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将绝大部分原有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符合我国《公司法》和国际规范要求的公司。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在实现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进行资本重组和管理重组，建立起符合规范的“三会”(股东会-董事会-执行机构)制度，确保股东能够行使其最终控制权。其次，要由股东选好包括一定数量非执行董事(含独立董事)的董事会。董事会对股东承担诚信的受托责任并通过自己的高级经理人员任命、高级人员报酬和审计等委员会对经理人员进行监督和激励。最后，要确保高级经理人员有权独立决策，处理日常经营事务，同时建立以绩效为标准，包括薪金、奖金、股票期权等在内的经理人员报酬制度以后，加上对公司的组织和运营进行严格监管，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国有股东的利益，完全有可能把其中的多数改造成为有竞争力的企业。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石油、电讯、电力等国有资本集中的产业的改组工作，我们一定要解决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和在过去放权让利的改革中积累下来的体制问题，确保经过重组以后建立起来的公司符合国际公认的规范。在这种改组中，还需要解决债务包袱沉重、冗员过多、主业不突出和机构雍肿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大多是在过去的长时期中历史地形成的，解决起来有很大的难度，并且难免给有关各方带来困难和痛苦。但是，这些问题已经由于改革的迟滞而拖得太久，不从企业制度着手作出根本解决是不行的。我们只能努力作好工作以减轻损失与痛苦，而不能拖着不办。如果想用再次“给政策”和“输血”等办法求得短期维持，只会越拖越被动。特别是由于我国有望在近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留给我国企业进行认真的改革、使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按照党中央已经确定的方针进行改革，避免由于延误时机而犯历史性的错误。二是大力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首先要在国有中小企业还没有完全放开的地方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中小企业全部放开。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必须对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企业和由群众自行创办的企业一视同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扫清发展的障碍。目前这些非国有企业由于社会上存在的歧视性待遇和经营环境不顺，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因此，政府必须花大力气改善它们的融资环境，切实减轻它们的负担，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进对它们咨询等服务，使他们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而从总体上发展壮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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