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经济焕发出了巨大的活力，综合国力的迅猛提高令世界瞩目，国际间关于“21世纪 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也层出不穷。那么在新世纪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究竟会占据一个怎样的地位呢？目前专家中存在着三 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研究员认为：如果能很好地解决当前经济面临的一些问题，按经济增长的潜力来说 ，中国经济有可能再保持20－30年的快速增长，从而在下个世纪中叶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

　　这一观点建之于林毅夫对“技术进步”及“东亚发展经验”的研究之上。在决定经济增长的诸要素（生产要素的增加 、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进步）中，林毅夫认为“技术进步”之后的经济增长很为重要。由于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必须靠 自行投资开发新的技术，因而具有投资大成功率低商业利用率更低的特点。我国由于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差距， 因而可以通过摹仿、购买等方式迅速地实现技术进步，并将之转化为生产力，实现经济增长。

　　在70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 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GDP的4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因 素表明，中国发展的潜力大，至少可有50年的快速增长。当然，前提条件是很好地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近期和中 长期问题，比如经济周期波动、银行体系弊病、贪污腐化、国企亏损、地区差距拉大及粮食生产问题。

　　李京文研究员提供了两种计算方法：

　　一是按照人民币与美元的实际汇率（约为1∶8）计算，中国经济可以在下个世纪前50年保持5％的平均增速（日 本、美国预计约为2％和2．5％），这样，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规模大概排在世界第二、三位，相当于目前日本在 全球经济中的位置。以此计算，2000-2010年中国仍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800美元以下），2010年－203 0年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到2030－2050年处于中等收入国家，也即实现了我们常说的“三步走”发展目标。

　　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是国内政治稳定、能够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同时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不发生大的变化（如大规模战 争）。

　　另一种测算方法是所谓的购买力平价标准。其中又分1∶4与1∶2两种。因这种测算方法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比较 大的差距（汇率升值，名义上经济规模扩大，但外贸中使用的仍是实际汇率），所以我国一般不采用，但在此也不妨以发达国 家的眼光看一看我国的未来发展：

　　———按1∶4的汇率计算，到2050年，我国的经济总规模将达到第二位或第三位，列于日本之后德国之前。在 2000－2010年间为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10－2030年为中等收入水平，2030－2050年达到上中等 收入国家水平。

　　———再按1∶2计算，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规模可能排在世界第一、二名的位置，超过日本，将与美国并 驾齐驱。在2000－2010年为中等收入国家，2010－2030年为上中等收入国家，2030－2050年位列高 收入国家。

　　一些青年学者相对于林毅夫、李京文要低调一些。清华大学从事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的朱恒源认为，在下个世纪中叶 ，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方面仍存在梯次结构，我国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市场与生产基地而参与世界经济，技术产品将在 我国企业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但核心技术可能仍来自发达国家，不会完全外溢到我国。

　　同时，朱先生也认为，在一定的技术门槛之上，对于经济发展成败更起决定作用的是“市场”。以计算机操作系统为 例,Windows系统在技术上并不比苹果操作系统更具有明显优势，其在全世界取得成功更主要地取决于其庞大的市场占 有量。

　　鉴于此，由于我国在市场方面具有别国难以比拟的优势，所以中国仍有可能占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极。前提是必须在 保持国内稳定的大局的基础上，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在尽快完成资本及劳动力市场化的同时，建立一套完善的体现市场化原 则的法律制度，同时通过改革瓦解消除目前阻碍市场化进程的一些重要因素。

　　果能如此，朱认为经过30年，我国大体上可以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化体系，并在下个世纪中叶，成为与美国、 欧盟、日本并存的世界经济的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