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学百余名大人物昨天会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得出的结论是——

　　500强话题早在去年秋天就已成为一只热得发烫的山芋，因此记者本以为参加“世界500强与中国大型企业发展 研讨会”也就是感受些余热而已，但没想到一天研讨下来，大家关注的焦点却与如何进入500强没多大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说：“这次会议绝不是吹响向500强进军的号角。”这个由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主 办的研讨会10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行。国研中心、北京大学，国家经贸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统计局等部委，中石 化、宝钢、首钢、中远、中国普天等企业的百余名大人物到会。

　　进入500强不是目的

　　“中国是唯一把进500强作为政府方针的国家”，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说，“为此政府制定了不少扶优扶强的政策 ，但是靠行政垄断进入500强并不是件好事。好几家银行都进500强了，但它们提供的服务又如何呢？”

　　张维迎提出了一个引起不少企业家共鸣的观点：政府应该保持中立，让所有企业都能公平竞争，“任何对某一类企业 的优惠就是对其它企业的歧视，就是对市场规则的破坏”。

　　他的结论是：进不进500强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政府不要拔苗助长。陈清泰大体持同样观点。他在为研讨会做 的总结发言中说：“进入500强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外在表现，不是企业追求的目标，不能本末倒置。”

　　陈清泰认为“本”是培育核心竞争力，它是一种持续开发独特产品、不断发明专利技术、创造独特营销手段的能力。

　　企业家们对进入500强态度大相径庭。有满怀热情的，但轻描淡写的更多。北京首创集团副董事长刘晓光可能是后 者的代表，他说：“现在国有企业能活着就不容易了，体制和机制的问题远比进不进500强重要。”

　　制度创新是谁的事

　　体制和机制捆住了国企的手脚，这句话听得耳朵都长出老茧了，但是还得一遍遍听下去。症结何在呢？沈阳黎明集团 董事长王宏明说：“现在都在讲制度创新。但对国企而言，如果上级不创新，企业就没法创新。”

　　列举了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制约因素后，王宏明提出了一个切中时弊的问题：“我们也想进行资本运营、资产重组，但 进退问题不是由企业说了算的。谁发言都讲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但这两句话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张维迎谈到制度创新时又祭起了产权大旗：“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的前提是产权清晰，目前只讲前者是很大的误区，这 好比在马背上画些道道就想画出斑马来。”陈清泰也认为企业不能左右制度创新。“与其说这是企业的事，不如说这是政府的 事，是全社会的事。”

　　但是陈清泰认为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企制度创新的几个最大难点都有了说法。第一是政企分开。明确了由出资人代表 行使所有者权利而不是直接由政府行使。

　　第二，谁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四中全会给了四条原则：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同时鼓励和允 许地方实践。授权经营的机构受政府直接监管，但政府只拥有国有法人资本，一般而言与企业不再有直接关系。

　　第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而且国有独资和控股公司的新老三会可以双向进入，在此前提下由董事会 统一决策。陈清泰指出：“这意味着企业只有一个决策中心，就是董事会。”

　　动力机制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李毅中的薪水成了会场上的焦点话题。这家年销售收入3900亿元的特大型国企老总 月薪只有2500元，还不如外企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

　　李毅中说：“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我的价值观和现实社会的分配体制发生了巨大的撞击。但是我仍然选择奉献和牺牲 。”

　　但是张维迎认为这不是办法，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人力资源都会集中到外企，这是最大的威胁”。他对李毅中 说：“我不认为你的爱国主义会坚持到1000万。给你100万年薪你会不动心，500万你可能会动心，1000万你肯 定会跳槽。”

　　首创的刘晓光明确提出企业家的薪酬应由年薪、分红、期权三部分组成。

　　“不要用官员的纪律来约束商人”，刘晓光说，“国际惯例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刘接下来说了一句满堂喝彩的话：“现在的做法搞得商人不像商人，官倒像商人。西方运作上百年的经验，行之有效 ，我们为什么不拿过来用呢？”马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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