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刊 陈慧芳 王一茹

　　酷热的下午，房东老王半小时内接了四波找房的大学生，他们从兰州、长春、郑州等地来上海找工作或者实习。

　　老王领着他们“逛了”上海市普陀区中远两湾城的群租房。所谓的群租房就是在正常的房间里用木板或水泥墙隔成大小不一的房间，多的有十几间房，少的也有6间。房间的价格也从600元~1800元不等。

　　离上海火车站近、背靠地铁站、有公交直达的中远两湾城成为来沪大学生租房首选，而老王也坦言，现在“来这里不是租房，而是抢房”。

　　老王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他是福建人，手上有十几套群租房。他会对外人吹嘘自己一年能挣20万元，但实际上可能没有这么多。另外他并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做群租房生意，而是一个家族，这里有包括她老婆在内的四五十个福建老乡。他们手里都管着10套左右的群租房。

　　群租房因安全隐患和邻里矛盾而被官方取缔，但群租房陷入整治——回潮——整治的循环。上海大学教授顾骏告诉本报记者，群租房现象本身是“贫民窟”现象，在世界每个国家都存在，群租房本身不是问题，谁住在群租房里才是问题，如果大学毕业生都住在群租房里就是问题。

　　二房东的隔房算盘

　　阿文是老王的同乡，在中远两湾城有十几套群租房，他告诉本报记者，其实他们手里的房子是从大房东手里租来的。

　　阿文以自己手上一套90平方米的两室户为例，他从大房东手里租来是一个月4000元。“同样的房子在2007年的时候才2000多元，上海租价也随着房价水涨船高。因为租价一直上涨，大房东一般只愿意跟我们签2年。”

　　拿到这套房子的阿文开始盘算如何盈利。“我们租到房子后，根据房间面积、利用率来隔房，比如90平方米的两室户，已有的两居室分别可以获得租金 1400元/月和1800元/月，将厨房改造成带卫生间的一居室可以租1100元/月，大厅隔成三间房可以获得租金总共3000元。这样这套房理论上可以 租到7300元，减去从大房东租来的4000元，我每个月理论上可以获利3300元。”阿文称。

　　阿文说，要想盈利还早。因为投入成本除了大房东的租金，还有改造房子的材料费、人工费，配置一些空调、桌椅、床柜等费用，总共算下来大概2 万~3万元。每间房一年都有两个月的空置期，所以收回这些成本大概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第二年才是真正盈利的时候。如果两年后房东不愿续约，还需要将房子恢 复成原样，这又需要一笔费用。

　　“大房东也不愿意房子改造成群租房，但租价太高，而我们租下来如果不改造成群租房直接租出去，只有亏本，最后双方妥协，二房东交房时砸掉隔板房，恢复原样。”阿文称。

　　阿文说，一年算下来能挣20万左右。“其实我们赚的是辛苦钱，真谈不上什么暴利。”

　　阿文告诉记者，二房东里极少数有人买房的，绝大多数人是与自己的房客合租一套房。记者曾看到一位女性二房东住在一间L形的隔板房，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塞满了东西，贴满报纸的墙壁上挂着锅、锅铲等炊具。

　　寻策群租房

　　上海早在2006年就出台相关规定严禁群租。2011年10月施行的《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出租居住房屋，应当以一间原始设计 为居住空间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不得分隔搭建后出租，不得按照床位出租”，“原始设计为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其他空间的，不得出租供人员居 住”，“出租居住房屋，居住使用人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前款所称居住面积，是指原始设计为居住空间的房间的使用面积。”

　　上海之所以严禁群租，主要是考虑到群租可能破坏房屋结构、损害房屋安全、影响邻里关系，而且给居住小区的环境治理、治安、消防等社会秩序管理带来了安全隐患。

　　在阿文他们眼里，政府整治群租房是他们这门生意最大的风险，因为轻则拆毁一两间房以响应整治行动，重则整套房子被“强拆”，恢复原样，这意味着前期投入打水漂。

　　在刚刚结束一轮群租整治行动后，中远两湾城第三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群租现象要好一点儿。

　　记者发现，在租房旺季的毕业季，骑着踏板、肩挎小包、包里装着两个旧手机和一大串钥匙的群租房二房东奔波在中远两湾城的各个角落。

　　老王指着一面被敲碎的隔板房墙壁说，这是为了应付检查。一般相关部门来检查会提前通知。等检查完了后，就把墙补好，照常出租。

　　负责中远两湾城群租房整治行动的中山北路派出所负责人不认同上述说法，他称整治组会复查。

　　顾骏说，中国香港、美国都有群租房或贫民窟现象，群租房本身不是问题，谁住在群租房里才是问题。

　　香港有近10万人住在笼屋(床位被铁丝网团团围住)、群租房，当地政府并非简单取缔这种现象，而是通过立法来确保床位寓所符合消防、卫生或楼宇安全的最低标准。另一方面，实施“公屋”制度，由政府对各类公共住房实施统一建设、统一分配和管理，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