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飞

　　唐飞凌(化名)是国内一家券商的保代。Eric Chan(化名)是一家美资律师事务所的驻华律师。唐飞凌几乎每个月都要从深圳飞一趟北京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各种材料的打印版和原件。Eric虽然身在北京，在整个IPO进程中却不需要与远在大洋另一边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工作人员见面。他们所有的沟通，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完成的，甚至包括隔夜的电话留言。

　　他们俩人的不同境遇，或许会让唐飞凌无比羡慕Eric。SEC完善的电子化平台大大降低了IPO申请和其他各类信息披露文件收集和公开的成本，也显著提高了市场的效率。但是电子系统的完善或许还不是最主要的，SEC监管的灵活性和与市场中介机构之间的互信机制，更值得中国的监管者和中介机构学习和借鉴。

　　从“荣大”开始——打印，还是打印

　　几乎是从递交上市材料的那一天开始，每一个A股的保荐代表和项目人员都开始要与一家名为荣大快印的打印装订公司打交道。因为是公司统一付费，唐飞凌不清楚其具体费用标准，但是估计每次的花费不会少于3000元。

　　据说，荣大快印对于IPO材料的排版和印制非常有经验，甚至能提醒那些漫不经心的投行人员，少了哪些材料，或者哪个公章盖得不清楚。对于有瑕疵的公章，荣大的工作人员甚至会帮你PS一下，看起来就没问题了。

　　“我一直很想不通，为什么IPO材料一定要看纸质的材料。打印这么多纸，看完就扔掉，实在是有违低碳环保。”唐飞凌说。

　　第一次报送材料，其实打印的量并不多，基本上只要印一套，用荣大快印那个标志性“券商之家”纸袋子装起来拎走就行了。

　　在证监会位于金融街(6.39,0.05,0.79%)富凯大厦门外狭窄逼仄的传达室里，唐飞凌和他的同事需要排队登记，然后联系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材料交付妥当之后，他们将等待发行部或者创业板发行部的反馈意见。

　　Eric Chan的工作几乎做到了无纸化，这完全得益于一个叫做Edgar的电子平台。“Edgar”意为电子化数据收集、分析及检索系统。Edgar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监管表格，如果是办理IPO业务，Eric需要下载的是S1表格，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招股说明书。

　　填好表格之后，Eric和他的同事们接下来就会找专业的机构(有几十家这样的小公司)做一项行话叫“Edgarize”的工作。这个词是Edgar的动词化，意思就是把填好的表格和材料制作成符合Edgar平台规范的版本，然后上传系统提交给SEC。

　　酒店化办公——距证监会一公里

　　为了在荣大打印材料，唐飞凌会选择就近住在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的“唐拉雅秀”酒店，每晚最便宜的价格是678元。这里离金融街的距离大约在一公里的半径之内。

　　进入反馈和落实反馈意见的阶段，唐飞凌和他的项目人员开始频繁地打“飞的”往返北京与深圳。

　　“经常两三个人一起飞北京送书面答复和各种公文，”唐飞凌说，“当然快递也可以，但是担负着发行人的重托，押着自己和团队的奖金，保代谁敢怠慢，都是亲自去送，同时也见一下预审员，当面能得到心里才有底。”

　　落实反馈意见是所有IPO申请人和保代最难熬的阶段。也许两三个月，也许一两年。证监会也一再希望保代们能多花时间用在对企业的尽职调查上……但是，他们相当多的时间却是花在了往返送文件。

　　每次来北京，唐飞凌一个人的差旅费就差不多5000元。这个阶段他会住在金都假日，一个在金融街北面聚集着各大券商投行人员的四星酒店，每晚标间的价格是739元。因为经常要熬夜工作，为了避免相互影响休息，他们很少住双人标间。

　　另一头，Eric开始等待SEC的回复。按照惯例，SEC将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反馈意见(Comments)。在线提交所有答复之后，5分钟之内，Edgar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份公开的通讯文件。接下来Eric的同事们会修改招股书并提交第一份修订版。

　　“有时候我们会拿不准如何回答问题，就会跟SEC电话或者邮件沟通。那一边的工作人员有500多人，按照行业分成28个组。因为时差的缘故，电话留言也很常用。”Eric说。

　　如此往复四五轮、历时三四个月之后，SEC最终会告知发行人准予注册，这个时候发行人就可以IPO了。

　　但唐飞凌即使度过了反馈意见的阶段，还必须过预审和发审会两道关卡，每一道都对于发行人而言都是生死攸关。到最后上会之前，整个投行团队和发行人会住到金融街的威斯汀酒店，距离富凯大厦步行只需5分钟。每晚双人间的价格是1356元。

　　上会那天，荣大快印用四五个旅行箱把7套以上的IPO招股书和各种工作底稿送到证监会门口。唐飞凌和同事们吃力地把箱子挪过证监会的玻璃旋转门。等待他们的是7位早已审阅过所有材料的发审委员，这些花了几千元装印的精美文档，在一个小时的发审会上可能仅仅会被翻阅几次，然后就进入了垃圾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