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爱在《非诚勿扰》中的走红，引发了对在沪日本职业女性的关注。本报记者 吴恺 摄　　

　　早春二月，是日本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洁白的樱花树下，穿着和服、彬彬有礼的日本女人，徜徉在落英缤纷之下……然而，还有一些日本女人，早已脱下和服，换上职业装，出现在上海的写字楼里，成为彼岸都市里另一道风景。《非诚勿扰》节目中的23号女嘉宾佐藤爱可能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虽然在节目中与男嘉宾杨飞“牵手即分手”，让佐藤爱自己也觉得很灰心，但众多来沪发展的日本女性认为她们来对了。

　　有日媒报道称：“日本女性厌倦日企男尊女卑纷纷来华发展”。有人表示质疑，事实真的如此吗？日前，记者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了解到：据2010年10月统计，日本常住上海的人口约为5万人，去年“3·11大地震”之后，这一数据又骤增至6万以上。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持工作签证的日本女性。

　　在日本国内，因为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的双重影响，女性在职场中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而在上海，她们被视为人才，得到更多的关注，也受到更多的尊重。因为更容易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她们也对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也越发有信心。本报记者叶松丽

　　事业理由

　　@日本:当妈=工作难找@上海：男女机会均等

　　佐藤爱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电视征婚秀结束后，小道传闻在娱乐圈里并未立即停息下来。这个年过三十的日本女人，不仅在电视观众面前口头塑造了一个完美妻子的形象，让很多单身男人“左疼右爱”，成了《非诚勿扰》热门话题人物，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个日本女人，如果她不是在上海而是在日本的话，恐怕她是没有勇气上这样的征婚节目的。

　　2月6日下午，记者如约来到她办公室，佐藤爱一开口就说，我不要做女强人，日本女人不要做女强人，我只想找个男人早点嫁掉！她的汉语说得很流利，虽然语气有点怪怪的，但是这不影响她跟身边的同事们用汉语开开玩笑。

　　在日本，有着传统思想的父母对女儿的事业并不怎么看好，比如佐藤爱的父亲就说：“女孩家家的，挣那么多钱干什么？早点嫁出去才是正经！都三十岁了，还没成家，像个男人一样工作，让人瞧不起！”

　　佐藤爱无可奈何地说，像她这个年龄的女人，基本上都结了婚，生了孩子，在家做全职太太，不会为了养家糊口出来工作的，再出来工作那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像我这样仍在职场打拼，工作上再出色，成就再大，爸爸妈妈仍然觉得没有面子。”

　　但在上海，很多女性已经远远地超过了男人。来沪八年，佐藤爱创办了两项事业，而且每一项都办得相当成功。

　　其实，佐藤爱曾经按照日本的社会文化习俗，做过一阵子全职太太。她大学毕业后，在东京一家大公司做文员，遇上了一个年轻帅气的IT工程师。结婚后，佐藤爱像大多数日本女人一样，辞去了工作，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不久又随丈夫一起去了美国，成了丈夫的“随从”，可是就在她即将做妈妈的时候，丈夫因酒后驾车出了车祸，她一分钱保险金都没有拿到。生活迫使她重新回到了职场。

　　要想获得一份可观的收入，能够养活自己和孩子，就必须像男人一样有份像样的工作。然而，在日本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在上海，因为没有性别歧视，女性在职场上能够获得跟男性等同的机会。”佐藤爱无可奈何地说，“在日本，公司通常不会把女人当做骨干力量。女人成天忙碌在辅助性的岗位上，无论是收入还是上升空间，都无法跟男性相提并论。而且，一个有了孩子的女人，公司通常都不会聘用。”

　　@日本：男人都失业 @上海：老师也受尊重

　　经济不景气，丈夫失业，已婚妇女工作难找……怎么办？“当前的经济危机，给本已脆弱的日本女性职场造成了第二次伤害。经济危机中，在职场上四处碰壁的日本女性比男性多。”宫本嘉惠是浦东一所日本学校的老师。大学毕业后，她通过严格的考试，取得了“一等资格状”，有了当中小学老师的资格，然后又通过笔试、面试、实践以及才艺等严格的选拔，好不容易才在名古屋一所小学里当上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国语和音乐。婚后，按照日本的习惯，她应该做全职太太，安心照顾家庭和两个孩子，却因丈夫失业，家庭经济负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重新回到职场，成为她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日本是个少子化国家。近十多年来，因为经济不景气，有很多女性为了养家，都出来工作了，孩子就更少。想重新回到学校教书，很不容易。”宫本嘉惠说，因为不会中文，以前她想都没有想过会到上海来工作。去年春天，她在老校长的推荐下，来到上海，才进了在上海的日本学校。“真没有想到，在上海当老师，特别是教孩子外语，地位会如此之高，受到的尊重也让我意外。”宫本嘉惠说。

　　佐藤爱也告诉记者，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又遇到新一轮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日本国内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男性都很难找到工作，作为女性，在职场就更处于弱势地位。在当前情况下，女性想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难度相当大。

　　@日本：难以引人关注 @上海：日籍空姐赛明星

　　五年前，第一次采访关田恭子，她就已经是东航外籍乘务组一名资深空姐，现在更是升任头等舱的乘务员。

　　在公司里，同事都亲切地喊她“恭子”，听起来很像“公子”。实际上，她在公司里也的确像“公子”一样得宠。因为长相清纯甜美，公司里每有对外活动，都会选派她当“形象代言人”，特别是一些涉及到日本文化和航线推介方面的活动，恭子工作起来就有明显的优势。“要是在日本国内，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乘务员，公司不会特别关注我。我也许需要通过加倍的努力，才能获得目前在东航所得到的。”

　　虽然在上海收入可能比在国内低一些，但是关田恭子依然坚持留在上海，“因为公司把我当个人才来用，我感觉自己受到重视，能够体现我的人生价值。”

　　来自大阪的加藤美惠也有关田恭子一样的想法。去年从一家日资公司跳槽去了青浦一家生产户外活动用品的台资企业，现在任市场拓展部业务主管。她说，公司里的产品以前是面向欧美的，近年来慢慢地转向了日本市场。她在公司里很受老板重视，主要从事日本文化推介和日本市场的销售业务。“公司里会日语的不少，但是真正日本籍的员工就我一个。我的优势在于深入了解日本文化和市场需求，因此，在公司的角色具有不可替代性。”加藤说，在日本国内，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太多了，找工作一点优势都没有，到上海来就不一样了。

　　爱情理由

　　@日本：嫁出去就行 @上海：能干嫁更好

　　23岁的雅子给人的感觉很拘谨，来上海前，她在神户的老家做过好几份工作。中学毕业后，她没有考上大学，到一家DM广告公司做文员。但很快19岁的雅子第一次尝到了失业的滋味。后来，雅子到超市做过售货员，还给邮局做过投递，工作相当辛苦。父母对雅子的努力其实并不在意，他们都认为，雅子到了结婚的年龄，找个男人嫁出去，就没必要再那么辛苦地工作了。

　　“在日本，女孩子读书考大学，其实并非为了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无非是为了嫁得好一点。我没有大学毕业这个筹码了，嫁人又能好到哪里去？”雅子说，她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

　　两年前，雅子来上海照料生病的亲戚，生活突然出现了转机：“没有想到女孩子还可以照着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在日本同乡的帮助下，不久雅子就拿到了就业许可证和工作签证，并在一家日资公司谋得一个文员的职位，成为仙霞路太阳广场里一名小白领，有了一份不错的薪水。“身边的中国女孩成天忙忙碌碌，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前途，往往是工作好了，就嫁得好了”，雅子说，“这个跟在日本完全是两样的。”

　　@日本：就想找上海男人 @上海：娶日妻的多中产

　　佐藤爱说：“上海的男人疼老婆，顾家，做家务，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特别是出门的时候，与日本恰恰相反，男人就是自己的‘仆人’。”通过这些年的观察，她认识到在中国家庭里，夫妻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甚至女人比男人更强势，这在日本的家庭里是不可能的。因此，她觉得很多日本女性愿意做上海媳妇，也跟内心里追求家庭地位平等的愿望有关。嫁上海男人，可以看做是一种女性尊严的觉醒。

　　谈到自己的婚姻，关田恭子坦率地说，找个上海老公，也是她坚持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之一。“我现在经常飞日本航线，老公也在日本工作，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上海的生活方式，也可以选择日本的生活方式。”“老公不在身边时，我照样可以参加朋友的聚会，跟公司的男女同事一起出去旅游。”恭子说，她喜欢玩，喜欢吃，在上海的家庭里可以无所禁忌，但是在日本的家庭里作为妻子就必须“安分守己”。

　　雅子目前还是单身，但她毫不讳言，她身边的日本女孩，在上海工作几年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嫁给了上海本地人。她自己也希望将来嫁个上海男人：“在上海，娶日本女人的男人，基本上是中产阶级。”

　　》他们眼中的日本职业女性

　　日本女性职业素养高

　　陈扬（中国东方航空(微博)股份有限公司外籍乘务部副经理）

　　目前东航外籍乘务部共有40名日本空姐。她们给我的感觉是更加敬业，职业素养普遍较高。具有很强的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她们中间，要是某一个人做得不够好，大家就都会觉得掉面子。一个人的荣誉就是她们这个群体的荣誉，这是我们中国员工所没有的认识。

　　因为日本服务行业水准比较高，要求比较严格，她们形成了习惯，所以日本空姐十分注重服务细节。平常在她们的个人行李中，都带有日本国内的班车时刻表等，以便为到达日本的旅客提供准确的咨询服务。这些并不是我们公司对她们的要求，而是她们自己的自觉行为。

　　日本空姐比较服从管理。她们自觉遵守规则，做得好的时候，我们会表扬她们，但她们接受表扬会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她们觉得她们所做的都是分内事不值得刻意拿出来表扬。因此，在对日籍乘务员的管理上，我们正面引导多，不会有很多压力，平常多给她们一些关爱。

　　对于别人的关照，日籍乘务员还很善于感恩。去年东京大地震之后，我们公司第一时间掌握这些空姐家人的情况，对她们以及她们的家人进行慰问。她们十分感动，很多人都掉了眼泪，并以不同的方式向公司表达感恩。

　　日本女同事谨慎完美

　　Moony（田子坊知美居艺术空间，画廊经理）

　　植竹杏子是我大学毕业后认识的第一位日本女同事，当时我在日文杂志社《精彩上海》编辑部里工作。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就将她介绍给我认识，说以后有关日语方面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请教她。

　　刚毕业不久的我，还不太注重那么多细枝末节的事情。有一次杂志的封面不小心弄脏了，我居然都没有留意到，杏子发现了，就把它小心地擦拭掉，然后再放回整堆杂志中，有些杂志如果有折痕或者损坏的就不寄出去，要保证每本杂志没有缺憾完好无损地寄给客户。

　　杏子给我的印象总是那么温文有礼貌，总是努力给人以最好的印象。她每天必化妆，必换大方得体的服装，每天以新鲜的面貌示人。这对同为女性的我有了很大的影响，我也开始每天变着花样地换衣服，每天细声细语地说话，细心地做好每一件事。以致后来，每一位见过我的朋友都说我简直就像个日本女人。

　　日本女性看似温柔，但她们都有自己主观的价值判断和追求。或许文化上的差异是每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人最感苦恼的地方，因而语言上的沟通就变得尤为重要。日本女性做人比较谨慎，也不希望别人因为语言上的障碍而误解自己，因此总是谨慎地生活在自己有限的圈子里，或者接触一些有日语交流的圈子。

　　日本女性和男性一样，也希望释放一天疲累的工作压力。她们有时下班后不直接回家，而是出去喝杯酒或者点个餐放松一下再回家。她们也很重视友情，那年我去日本东京学习，杏子还专程从上海飞回日本，陪我游览了她的老家横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