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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按照华人社会的习俗，守夜后就开始派发压岁钱了。新加坡的银行早几天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些甚至排满了等着换两元面值新钞的顾客。一些机构也跟往年一样，准备了大量的红包封，大家一起迎接春节的人情高峰。
但对于经历过中国春节生活的人来说，在新加坡过年可以用轻松来形容。人情往来、贺岁拜年、请客送礼都十分简单。上门拜年，多是两个柑桔，派发红包，多是十元以内，也
少有中国过年期间大规模的相互饭局。
华人社会在春节期间由长辈给晚辈压岁钱的习俗由来已久。清代诗人吴曼云曾有《压岁钱》诗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萧价，添得娇儿一夜忙”。
周作人在《儿童杂事诗》关于“新年”的内容中，专有一首描述压岁钱：“昨夜新收压岁钱，板方一百压枕边。大街玩具商量买，先买金鱼三脚蟾。”过去的压岁钱，单纯为了孩童的快乐，不在多寡，只在心意。
在1970、80年代，中国的压岁钱也多是数元左右，和新加坡一样。但是新加坡一直“原地踏步”，中国却青云直上，成为占据生活开支的不小负担。
现在的中国，压岁钱已让很多人感觉不堪重负。北京日前有媒体进行专项调查，在150个孩子中，在猴年拿到压岁钱最多的高达5000元人民币，28人超过1000元，最少的两人为100元。
这并不算令人惊奇。有些孩子可以收到数万元的压岁钱，媒体曾报道几个七八岁的小孩，春节后上餐厅吃饭，点菜娴熟，一顿吃掉好几千块不在话下。
孩子的“丰富收获”是大人的沉重负担。很多人表示，对压岁钱有三怕：一怕漏送了。压岁钱多少事小，拂了人家的面子事大。二怕送少了。有时不光孩子们不懂事，大人们也像孩子一样，以钱论交情。三怕送晚了。要是送晚了，那就有不敬的意思。
与新加坡多年维持压岁钱标准不同的是，中国人在“抱怨”这一负担的同时，也坦然接受标准应随着社会收入上涨的现实，虽然人情支出很多时候大大超出收入的增长速度。
从80年代的两元、五元，到现在至少百元出手，若再将平时的各类节庆礼尚往来联系在一起，分析天价月饼、万元年夜饭的出现，不难发现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已渐渐改变，人际关系需要金钱维系，也从金钱多寡判定人际关系的重量，孩子的压岁钱是做给大人看的。
这就是很多收入微薄的家庭需要硬撑颜面的原因。
过去纯粹取乐孩童的消遣，演变为成人交往的筹码，虽然中国人不乏对这类现象的批判与反思，但是好几次的调查都显示，大多数人不赞成取消压岁钱。
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包括压岁钱在内的诸多人情文化，都是中国人生哲学的重要部分，深深渗透在人们的一举一动之中。越重视、越在乎这些人情，就越发会产生处理细腻而错综复杂的细节和讲究。(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周兆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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