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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议定书》
———一部限制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际法案
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正在变暖的现实，早已用各种信号向世界各国的人们敲响了警钟。随着“全球化”这一概念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含义，扭转全球变暖趋势，给人类的子孙后代
留下一个可供生存、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各国政府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又称ＵＮＦＣＣＣ）。该公约自缔约之日起，已经有全球的185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并成功地举行了8次由各缔约国参加的缔约方大会。
1995年在柏林举行的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中，发达国家承诺将在200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然而经过缔约方最终审评认定，这一承诺不足以实现公约中所预期达到的目标。
为了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预期水平，需要世界各国作出更加细化并具有强制力的承诺。于是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加强发达国家义务及承诺的谈判。历经8届会议，在1997年，终于形成了关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文法案。在第三届缔约方大会上对这一法案内容的研讨、磋商成为大会的主要议题。当本届大会结束时，该公约已经初具雏形，并以当届大会举办地京都命名，始称《京都议定书》。
该议定书中规定，工业化国家将在2008年到2012年间，使他们的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限排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ＣＯ2）、甲烷（ＣＨ4）、氧化亚氮（Ｎ20）、氢氟碳化物 （ＨＦＣＳ） 、全氟化碳 （ＰＦＣＳ）、 六氟化硫（ＳＦ6）。为达到限排目标，各参与公约的工业化国家都被分配到了一定数量的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配额。如欧盟分配到的减排配额大约是8％。另外，《京都议定书》本着公平性原则，考虑到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历史上对地球大气造成严重的破坏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给予有差别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前的第一承诺期中将不承担减排义务。“京都时代”开始倒计时
2004年11月18日，当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杰尼索夫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将普京总统签字的俄罗斯加入《京都议定书》的正式批件交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手上的时候，这项始于1992年的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进入了90天的倒计时———就是说，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为此，安南秘书长饱含深情地说：“这是全世界迎战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挑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京都议定书》是根据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产生的、有154个国家签字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而制定的。其目的是控制全球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减缓地球变暖的趋势。这一议定书于1997年在日本京都获得通过。根据规定，只要有至少55个国家批准，而且批准国中发达国家的气体排放量至少达到工业化国家总排放量的55％，议定书才可以生效。最大“排放国”撂挑子
然而，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
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左右，而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因此，第一大“污染国”的不负责任无疑威胁到议定书生效的前景。有关各方在2001年第7次缔约方大会上经过妥协，达成了《马拉喀什协定》，它不仅挽救了《京都议定书》，而且是全球多边主义对美国单边主义的胜利。俄罗斯按下生效按钮
为了使《京都议定书》尽早生效，国际社会纷纷将目光投向目前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国俄罗斯。俄罗斯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工业化国家总排放量的17．4％，如果俄罗斯批准，那么《京都议定书》就满足了生效的条件。然而，对于批准《京都议定书》的问题，俄国内一直存在非常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批准议定书将阻碍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妨碍普京总统提出的在未来10年里ＧＤＰ每年递增10％以上目标的实现。支持者则指出，批准议定书除了能使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外，还能促使俄罗斯对其工业进行升级。此外，作为石化能源出口大国和减排配额的出口大国，俄罗斯想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想在加入ＷＴＯ问题上，谋求欧盟的政治支持。在得到了欧盟的承诺之后，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和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于2004年10月22日和27日分别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于2004年11月5日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
不过，俄罗斯此前的摇摆已经让议定书的生效，比1997年京都会议时预想的2000年晚了5年。中国跃入前台
中国是该公约第37个签约国，并于2002年向联合国交存了中国政府的“核准书”。但是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只为发达国家规定了具体减排义务。由于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数量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承诺的压力与日俱增。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借口之一，就是议定书没有规定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虽然美国的上述观点严重背离了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我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从总量上看，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1990年～2001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净增8．23亿吨，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27％；预计到2020年，排放量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1．32倍，这个增量要比全世界在1990年到2001年的总排放增量还要大。预测表明，到2025年前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从人均来看，目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5年可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水平，但已丧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低的优势。从排放强度来看，由于技术和设备相对陈旧、落后，能源消费强度大，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比较高。
作为经济充满活力、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国际上的流行观点认为，要实现公约的最终目标：“把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遭受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要以中国实施大量减排为先决条件。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大，增长潜力大，是一个事实。人们对中国反对做出减排承诺给予理解，因为目前中国许多地区还处于贫困之中，必须将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位。如果中国得到长足发展，中国将有能力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中国面临气候压力
在《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在反对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立减排义务问题上获得了极大成功。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迅速增长，发展中国家想再根据“历史责任”继续获得完全免除，显然不现实。而且发展中国家在是否应该承担减排或限排义务问题上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公约第四次缔约方会议上，阿根廷作为东道主，就曾呼吁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与发达国家一样希望发展中大国减排的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小岛国联盟。
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高风针对下一个议定书的谈判形势分析认为，主要有三大力量：欧盟、美国、“77国集团”加中国。高风分析说，在这三大力量中，欧盟和美国都在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谈判焦点将集中在中国和印度，目的是希望中、印等国在下一个议定书中承担义务。
如何避免孤立是在下一轮谈判中，中国和印度这样“快速发展”的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专家庄贵阳认为，如果我国长期不承担温室气体控制义务，我国在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活动中遭受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如处置不当，有可能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不过高风也指出，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比西方发达国家低，美国减少一吨温室气体的成本大约是100美元，而在中国只有20美元。从“成本有效”的角度来说，由发达国家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减少气体排放，排放的额度归发达国家，这是一种“双赢”的安排。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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