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亿地下金融挑战宏观调控

　　去年以来，随着国家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的深入，民间金融、企业通过非正规渠道融资进入了活跃期，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案件不断披露。浙江、福建的民间金融风险显性化，广东、云南等沿海和边贸城市跨境地下金融活动升温；辽宁、山西等地巨额非法集资案件宣判，不断膨胀的地下金融对宏观调控政策和决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地下金融已达８０００亿元之巨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地下经济的普遍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地下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直接观察不到的经济形态，也是国民经济难以核算的领域。有这样的经济活动存在，就必然存在一个与它相伴生的金融形态，被称为“地下金融”。

　　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下对中国２０个省份的地下金融状况进行了实地抽样调查，对各地区地下金融规模、农村地下金融规模和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规模进行了基本判断。

　　课题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说，据调查测算，目前中国地下信贷规模介于７４０５亿元至８１６４亿元之间，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２８．０７，也就相当于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的比重为２８．０７％。如果考虑到这个指数只是２０个被调查省份的平均值，据测算中国地下金融规模指数区间应该为２６．７３至２９．４７。

　　为了尽可能保证调查的准确性，课题组分７６个独立小组，分别对全国２０个省、８２个市（县）、２０６个乡村、１１０家中小企业和１２０３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表明，目前全国中小企业约有三分之一强的融资来自于非正规金融途径，而农户只有不到５０％的借贷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５５％。从地区分布看，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地下借贷的依赖性越强。此外，地下金融规模测度结果反映出，近年来中国广义货币中约有３％至４％被地下部门占用，在货币币值不稳定时，地下货币资金的规模有扩大的趋势。

　　此外，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地下金融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包括以提供短期信贷间接金融活动为主的“浙闽模式”和民营企业直接向社会非公开直接融资的“北方模式”。

　　地下金融造成

宏观调控“政策失灵”

　　地下金融对资本形成与国民储蓄均衡，外部和货币均衡以及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等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经济衰退或过热。

　　第一，地下金融对资本形成与国民储蓄之间的偏离有直接影响。地下金融的存在一方面可能增加公开经济中可动用的资金，加剧经济过热，出现投资大于储蓄的情况；另一方面，地下部门如果占用的资金增加，也会造成国民储蓄流失，货币体外循环，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投资规模难以有效控制，经济过热。

　　第二，地下金融流量中的跨境流动资金，无论是对

汇率，还是对国际收支的实际均衡都有影响。跨境流动的地下资金，由于是游离于国际收支统计核算之外的对外资金收支，会造成实际外汇存款变化与国际收支记录的货币存款项目变化出现较大的差异，扩大净误差与遗漏项目的数额。跨境流动地下资金对对汇率造成影响，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２年，跨境流动的地下资金占贸易总额的比重每提高１个百分点，下期名义汇率偏离实际均衡汇率的幅度平均会达到０．６５个百分点。跨境流动地下资金规模扩大，影响汇率的稳定，进而造成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第三，地下货币资金规模扩大，不利于货币当局对经济运行与货币运行之间真实状况的评判。因为货币供给中实际服务于公开经济的货币量缩小了，货币增长很快，但没有出现新的、理论上描述的经济过热情况，宏观调控失效。地下货币资金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政策传导和效应发挥的全过程都有明显的影响，这是宏观调控中必须考虑的问题。２００４年国家紧缩信贷之后，地下信贷流向公开经济中的许多投资项目，就削弱了宏观调控效果。

　　第四，地下金融对经济增长、产出缺口和经济效率造成影响。地下金融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扩大或减少了公开经济中的可用货币规模，导致增长速度过快或过慢，偏离均衡水平，出现产出缺口，经济效率随之变化。

　　金融抑制和金融资源分配偏好滋生地下金融

　　在中国，地下金融活动的典型形式是间接金融，以合会等民间借贷为主，非金融企业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也属于此类；直接金融活动主要是企业、单位或个人未经批准通过非法募集股份、发行债券和彩票、私募基金等进行融资。

　　专家认为，我国地下金融不断膨胀是基于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长期采取金融抑制政策，表现为汇率、利率管制和定向信贷配给。在金融抑制的条件下，金融体系结构单一，以银行机构为主，而且正规金融部门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在我国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变迁过程中，正规金融部门存在偏好公有制经济、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惯性思维和决策模式。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非公有制经济部门迅速发展，相应的资金需求也不断增加，而正规金融部门不愿意提供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服务。非公有制经济为了获得维持和扩大其发展所需的资金，只能从正规金融之外寻找途径。

　　第二，金融投资品供给短缺。目前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但是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数量多、个体规模小，资金需求面广，若正规金融部门扩展其原有的服务内容，需要支付的网点建设、信用评估、贷款使用监督等成本会很高，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正规金融部门所付出的成本可能超过所能得到的收益，他们自然不愿意开展这样的业务，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往往就被隔离在正规的信贷服务体系之外。但是非正规金融以高于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率提供投资品，满足了存款人的需要，而且其灵活的弹性利率能够反映资金的实际价值，容易动员和吸收资金。

　　第三，我国日益充沛的民间资金供给成为地下金融发展的催化剂。由于我国的存款利率仍处于管制之中，总体水平偏低，加之国内投资渠道有限，居民的金融资产以存款和现金为主。而非正规金融组织在融资时往往采用高利率手段，很容易吸收到社会闲置资金。以民间信用比较发达的温州市为例，农村民间私人自由借贷的利率平均为月息２５‰，高的超过３０‰；企业在民间的借款利息率平均为月息２０‰，高的不超过２６‰。而中国

人民银行在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底加息后的一年期定期储蓄存款利率为２．２５‰，折成月息只有１．８７５‰，民间利率远比官方利率水平高。

　　我国的非正规金融是经济转轨时期，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因对金融支持的需求不能通过正规金融体系得到满足而内生出来的处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一种民间性金融安排。地下金融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对促进市场机制发育、弥补正规金融的不足和促进金融机构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削弱了金融宏观调控的力度，并且潜伏着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

　　课题建议，既要坚决打击和驱除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地下金融，也要扶正管理具有积极效应的民间金融组织，最重要的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加金融投资品的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