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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继美洲银行入股建设银行后新加坡的投资集团淡马锡又购得建行5.1%左右的股权。同时有消息称，瑞银与中国银行与正在商谈战略合作的事宜；与此同时，摩根大通、花旗等欧美大行也在与中行就入股合作进行紧密的上商讨；中国工商银行也在与一些外资金融机构就入股事宜进行密切联系。一时间，外国金融机构入股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入了高密度期。
随着外资金融机构2005年首次入股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此前外资对股份制商业银行（1996年亚行入股光大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入股，这就意味着9年后，外资对我国银行业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的态势。而外资在银行业的逐步深入与扩大，这对我国的银行业监管同时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
三个层次全面进入中国银行业
从我国商业银行业的整体布局来看，分为三个层次：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龙头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以股份制商业银行（11家左右）为中间层次的跨区域银行，以城市商业银行（112家）为第三梯队的区域性银行。应该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跨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基本覆盖了各个层面的客户。
在美洲银行入股建行后，外资对中国银行业的参与也已经覆盖了这三个层面。
1996年亚洲银行入股光大银行，拉开了外资入股我国银行业的大幕。
由于当时中国尚无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外资的进入仍然采用特批方式。外资知道市场巨大，但是无法知道中国的市场以及日后中国的金融会是个什么状况，所以这时没有任何商业合作的谈判，仅有少数非盈利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在探路。
2003年1月，经过一年多的谈判，花旗集团正式入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5%。2004年1月，香港恒生银行入股兴业银行，6月汇丰入股交通银行。2004年年底，渣打银行宣布已与天津第一家民营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达成入股协议，渣打将通过购买渤海银行19.99%的股权成为该行第二大股东。
从入股已经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到入股尚在筹备中股份制银行，几乎在所有的股份制银行中都看得到外资的身影。
1999年国际金融公司(简称IFC)入股当时的上海商业银行（现称上海银行）。2001年ADB入股南京商业银行，2002年加拿大丰业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入股西安市商业银行。2005年3月，荷兰最大的银行荷兰商业银行会同IFC对北京银行（原名北京商业银行）购入后者接近25%比例股权。4月，澳大利亚最大的零售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也以大约8000万美元的价格购入杭州城市商业银行19.9%股权。
外资金融机构在2005年将达到一个高潮，据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介绍，今年年底，将还有一批外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的申请得到批准。ＩＦＣ、汇丰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摩根史丹利、花旗银行、新加坡华侨银行、德国Ｄ．Ｅ．Ｇ投资集团、荷兰银行都在积极参股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中小银行。外资布局中国瞄准参股城市商业银行正在成为一个趋势。
而在美洲银行和淡马锡先后入股建行后，外资也就完成了对我国银行业三个层次的全面参股。
全方位参与银行经营与管理
由于我国管理层对于外资入股金融，尤其是银行这个核心部门，出于国家金融安全的考虑，对于外资的介入还是谨小慎微；同时外资对中国在金融业方面的政策取向也无法预测；因此，少数外资金融机构只能浅浅涉水中国银行业，持观望态度。入股的亚行与汇丰毕竟因为股权份额太少，并没有参与到银行的经营与管理上来，只能担当战略投资者的角色。1996年亚行入股光大银行，2001汇丰银行入股上海银行，就是如此。
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承诺金融业开放的时间表：从2002年到2007年为五年过渡期。而且，管理层在产权改革的基本战略下，也意识到引进外资是产权改革的题中之意。外国的金融机构对此是深若洞悉，通过入股获得国内银行的网络，对外资银行是最具诱惑的。因此，2002年开始，外资金融机构申请入股中国银行的请求迅速增加，同时其参股的步伐也迅速加快。此时的外资都不再是简单的战略投资者角色，而是在业务上展开合作，并且派出自己的人员参加入股银行的管理层。
2002年9月9日，加拿大丰业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与西安市商业银行进行股权投资一事共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2003年9月19日，花旗银行持有浦发银行，花旗集团与浦发行的合作首先从信用卡业务开始；2003年12月17日，兴业银行与香港恒生银行、IFC、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有限公司正式签订投资入股协议。恒生入股兴业后立即开展信用卡业务的合作。
2004年6月汇丰入股交通银行。据交通银行行长张建国介绍，按协议要求，双方约定在新产品开发，风险控制、IT系统方面进行合作。另外，在私金业务和公司业务等方面双方也会进一步加强合作。汇丰方面则透露，将派员到董事会任职，并将与交行在内地信用卡业务上进行策略性合作。
2005年6月美洲银行的入股建设银行。据介绍，双方还将在一系列的业务领域进行全面合作。美洲银行将在公司治理、风险控制、IT、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零售银行、资金业务等一系列领域向建行提供技术援助。引人关注的是，美洲银行将提名一名董事进入建行的董事会。该名董事将参加董事会下属的专门委员会，参与公司治理。
2004年12月，深圳发展银行新董事会诞生，其中至少五人具有新东家新桥集团的背景。新任董事长是在中国银行业享有盛名的摩根士丹利资产服务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主席蓝德彰（JohnLanglois）。这是外资首次控股中国的商业银行，而且还是控股一家上市的全国股份制银行。
外资金融机构与中资银行合作从具体的银行卡业务合作，散及到技术援助和人员培训方面，再到派出人员到合作的中资银行里任董事或某项业务的经理，最终新桥在深发展里上升到第一股东，并派员担任董事长，完成控股深发展。
监管面对更多挑战
伴随外资金融机构多层次、全方位的进入，是监管层面思想和理念的变化以及对其监管能力的考验,。
银监会2003年4月成立后，将外资视为提升中资银行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业务经营能力的积极力量。2003年8月25日，中国银监会首次召开“在华外资银行负责人会议”，刘明康表示，将鼓励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或股权投资者参股中资银行。
2003年12月，银监会出台《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该办法对外资投资入股金融机构的资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称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能达到或超过25%，否则按外资金融机构监管。
在银行股权的进一步放开方面，既有管理层的突破也有顾虑。就是如何在进一步放开的同时，即外资金融机构的入股]在够确实提高我国银行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业务经营能力，又不至于因为股权的扩大，而使得我国的金融命脉受到任何威胁。这就需要银监局有高高超的技巧与智慧。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一家外资银行在华只能参股两家银行。显然管理层对外资进入金融业仍然保持警惕。这在交通银行改制的案例上更加明显，虽然汇丰以高达18亿美金入股，但财政部仍然追加投资，维持其第一大股东地位。
新桥入股深发展却是一个例外。或许，正如有关的观察人士所评论的，新桥入股深发展不排除监管当局是把深发展作为一个利用外资来彻底改造商业银行的试验。
有银行监管官员沉思后发问：“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而言，金融机构的所有者、所有制、控股权重要，还是健康有效、能控制、分散风险支持经济发展的目的更重要？”。
“引进外国金融机构，能否真正有效帮助中国银行提高经营水平、防范风险能力？也应该在目的与手段上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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