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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邵燕祥先生是在六七年前，当时邵先生主编一本散文读物，其中有我的稿子，后来稿子在其它杂志发了，我写了封信通知邵先生不必再发，后来，先生给我打了个电话，这是与邵先生第一次通话。我很高兴，说久仰大名，五十年代就熟知您了。邵先生说那时我写点诗。我说不是写点诗，而是“以诗名世。我现在还会背您写西湖的一首诗呐，57年被批判我就记住了。”说着便在电话里背了起来“不是乱花浅草的三月，不是桂子飘香的中秋……。”好像邵先生并不认为这是他的佳作，只是笑了笑，说“您记性真好”。我说“大概是当时
批判的功劳罢，一批判就要重复，流沙河的《草木篇》也是因批判而记住的。”
后来邵先生乔迁至华威西里，与我所住的农光里很近，步行十五分钟即可到达，我有书出了，可直接送上门去，也不费事。《邵燕祥自述》（下简称《自述》）这本书也是先生直接送到我手上的。
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共分九十二节，每节都以北京地名为题，不留心以为胡同坊巷考之类，实际上这是一本回忆叙述往事散文集，其中许多地方也是我熟知的。例如老的“北师大”，我从1954年到1957年在这里读了三年初中，因为北京师大附中扩招，本部装不下，我们新生就在对面的老“师大”上课，我还在里面住宿。当时师大美术系、音乐系还没有搬走，但他们只有几十个人，新办的教育行政学院因为是培养校长、教育局长的，也没有多少学生。偌大的大学堂，有数百间房屋，只有几百个初中生在里面横反，其情其景是多么令人难忘？又如书中多次提到的骑河楼育英三院，实际上就是六十五中，我在那里读过三年高中，读邵先生“西湖”诗就在那个时候。书中写的一些人也是我认识的，如六十五中的黄子彦老师，北京师范学院的向锦江先生、闻国新先生。
近几十年，中国一直处在大变动时期，邵先生少年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十几岁就给报纸投稿歌颂“反迫害”的斗争；解放后参加南下大军，中央广播电台一筹建即调入工作；五十年代两位最有青年读者（只是根据个人感觉，并没有统计学的依据）的青年诗人，邵先生即是其一（另一位是公刘）。五十年代，邵先生的诗集《到远方去》、《给同志们》被当代文学史家认为是那个时代青春的歌、开拓者的歌、建设者的歌。其中一些名篇还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翻译成该国的文字，广为传播；后来，即使被批判时也是占了不少大报名刊的版面的。因此说邵先生在中国的大变动中，特别是文艺领域大变动风暴中处在漩涡之中大约是去事实不远的。这种漩涡中的生活不管是喜是悲，都应有强烈的色彩，读了使人震撼。然而，《自述》却出奇地平淡，暴风骤雨过后的一泓秋水，可鉴毛发。其原因在于题材，也与心境有关。作者在书中所写的乃是“十分琐屑的，有些更近于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人物小事情，远离了宏大叙事，但其中或也折射些许的沧桑。却只不过是草木一生中的小小沧桑，然而是私心以为珍贵的”（《代后记》）。
战火硝烟，抗暴斗争，群众集会，乃至开国大典盛况，整风反右时的云谲波诡，大跃进时代的挑灯夜战，“文革”中批斗会的激情与怒吼……这一切在回忆录中还有，但它们只是作为文章的画外音、背景音而在，而且渐行渐远，似有若无，给读者以无限遐想。我读完了这本书甚至想问一问：1948年在北大红楼指挥同学们唱革命歌曲的晏阳初的儿子晏福民怎么没有跟着他爸爸到菲律宾去办识字班、搞“扫盲”啊？在东交民巷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图书馆蹲坑的国民党特务解放后抓起来没有？反修时孙维世怎么样看待《叶尔绍夫兄弟》一书和她如何改编此剧？……这些琐事，不论对当事者如何重要，它留给诗人的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至于结局如何，由有“考据癖”的历史学家去考证吧。
邵先生一度是作为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也接触过许多名人领导，就是中央广播电台及其所属的文工团也是聚集着许多才人名流的。现今出版界是以各类“名人”为发行卖点的，这样，许多写作都以与名流有瓜葛为号召，使得许多名人的一颦一笑都得以传诸后世，真是懿欤盛哉！而《自述》这方面的文字却很寥寥，其中所记，大多属于凡人小事。像“六十年代初城乡大饥荒的日子里，雇了一辆三轮车，独自一人把九城转了一遍”的邵先生的“干妈”；小学时“有嗜好”的补课老师；爱好装配收音机的广播局的工程师；抗日战争期间跑过滇缅线的电台的汽车司机等等，是不入著作家法眼的“小人物”，而读者却能从这些凡人小事中感受到世态炎凉，人情的温馨。当然，书中也没有故意回避名人，如在“路村”一节就写到了相声艺人刘宝瑞之死。刘宝瑞在现在是名人了，自不必说。他的事迹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并被人们誉为“单口相声大王”，他的相声带子也卖的很好，特别是《解学士》的故事深受中小学生欢迎，给人们带来许许多多的欢笑。每当我想到刘宝瑞，在我的脑际出现的是一个幽默滑稽的笑脸。可是《自述》里出现的刘宝瑞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自杀”和作者听到的埋葬他的声音：“劈里啪啦往他身上盖土，我内心总以为刘宝瑞会有知觉，土撂在他身上圪圪楞楞，不说打疼也会极不自在……”后来证明刘宝瑞是胃穿孔而死，死前一天，他犯了病，活干得少了一些，专政队罚他背一大筐老玉米，围着四五百人的大圈跑步，那个负责的在他后面像赶驴一样吆喝着。于是，当晚在高血压、心脏病和胃病的折磨下呻吟半宿，与他同睡一屋的，谁也不敢声张，就这样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的人世。也许这是《自述》中述及的一位名人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王学泰
（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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