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原油市场的油价出现大幅上升，上周最高价格已经突破每桶56美元。
3月22日，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机构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当日举行的例会上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从2.5％提高到2.75％。
3月23日，国家信息中心发布预测报告显示，由于从4月份起进口铁矿石价格将上涨71
.5％，中小钢铁企业以及机械、造船、汽车、集装箱等钢铁下游企业今年业绩下滑的风险加大。
这一切都表明，原油和其他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正严重侵蚀着中国企业本来就微薄的利润。市场供求关系与居民消费能力，使得中下游企业无法通过提高价格来转移成本。在中国企业考虑如何应对原油和其他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压力的同时，管理层在汇率问题上的态度也在发生“出其不意”的转变。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人民币汇率的焦点已从是否浮动，转为何时浮动，如何浮动上来。汇率升值将降低原材料等进口品成本，并抑制了通货膨胀压力，还可能加快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与利率手段相比，汇率手段的优势在于，汇率不仅作用于总需求，还可以直接影响短期内的总供给，而对总供给的影响则体现在扩大国际资源利用能力，有利于缓解国内上游产业瓶颈，影响是正面的。
制造业在生存边缘挣扎
摩根大通中国研究部主管及首席经济师龚方雄认为，2005年，任何对中国通货膨胀和企业盈利产生压力的潜在危险可能都来自外部，例如国际原油、原材料、商品等价格的高涨。最近，当食品价格开始稳定，政府对消费者价格指数中非食品价格的上涨开始越来越担心，而这种上涨其实是由上涨的原油价格和其他进口商品价格推动的。
受进口铁矿石涨价影响，我国一些钢铁企业已经调高其产品价格。宝钢在与国外铁矿石出口商谈判期间已经将第二季度的钢铁价格每吨平均调增了400元；武钢3月份的提价幅度在每吨200元左右；鞍钢也已发出通知，从4月起，该公司生产的冷轧板在西北地区每吨提价300元，西北以外地区每吨提价360元。
钢铁企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方法，将铁矿石涨价的负担转移给下游企业，对中国制造业的生存空间形成挤压。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物资部部长梁华表示，国外铁矿石涨价71.5％的消息对本来就举步维艰的工程机械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有的企业已经在考虑是否限产、停产。现在一些使用钢材生产配套零部件的供货商已经向柳工发出了预警：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下去，他们将无法按照合同的需求量为柳工供货。
“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给柳工带来了巨大压力，然而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了柳工不能靠提高产品价格来转移成本压力，而只能由自己消化。但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钢材价格再像铁矿石一样发生重大变化，柳工就有可能无法维持生产。”梁华忧心忡忡地说。
据了解，柳工的产量与效益在行内均名列前茅。
通胀猛如虎，通缩呢？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竞争越来越激烈，制造业的利润有逐渐被挤压下去的趋势，而且越是低端的产品，其利润率就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延续到今年下半年，企业降低成本的空间所剩无几，势必考虑提高产品价格。这样可能会有两种结局：要么企业因产品销售不出去而垮掉，要么将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转移给消费者。
“美元的持续走软正在给中国企业制造足够多的麻烦”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师哈继铭表示。在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安排下，美元的疲软将带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贬值，从而拉高进口商品尤其是消费品的人民币价格，对国内通胀构成新压力。据中金公司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贬值10%，将在两年的时间内提高CPI水平5.6%。因此目前美元贬值必将增添中国未来的通货膨胀压力。
高企的油价对于中国经济的杀伤力也毫不逊色。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董事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认为，面对像美国沃尔玛这样的垄断性买家，成千上万的中国制造商/出口商很少有单独议价及加价的能力，但是成本的上升严重侵蚀着他们本来就微薄的利润。这个问题很快会从微观的企业层面浮升至宏观的国家层面。
更让人担扰是通缩。从理论上来看，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对CPI（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的传导只是时间问题。但由于本轮经济过热主要反映在重化工业和房地产部门投资过热，而非传统的消费品领域。市场供求失衡、被严重透支的居民购买力，消化产品上涨压力的能力不容乐观。也就是说，如果大批中下游企业因产品销售不出去而垮掉，将会直接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而通货紧缩下的中国经济将更难制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
信贷“倾斜”远远不够
事实上，中小企业经营困境已经引起了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央行近期下调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已经表明，央行在冒着推动贷款增长加快的风险，想要引导资金投向急需资金支持的中小型企业。以此来改善中下游企业的经营状况。
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解决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
银行稳健经营的要求决定了信贷资金难以在中小企业的创业阶段介入其中。但在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时候，对那些符合产业技术要求和能创造市场需求的中小企业，银行完全可以在贷款风险溢价的基础上，在加强对企业财务辅导的基础上给予扶植。
仅靠信贷政策的倾斜来拯救担负“就业重任”的中下游企业是不够的。摩根大通中国研究部主管及首席经济师龚方雄指出，行政手段应该用来针对以国内需求为推动力的通货膨胀。针对以进口成本为推动力的通货膨胀，目前如果能以调整汇率来处理通货膨胀将是更为有效的方法。中国需要货币政策的更多弹性去处理当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挑战。逐渐放宽人民币波动的幅度，这将由出口及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逐渐转变为更多地由国内因素推动的增长，大大增加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机会。
陶冬则认为，如果油价持续高企，人民币升值的日子可能不会太远。只有这样，才能减小国内企业受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冲击，夺回出口商的部分议价能力。
汇率调控的理性预期
长期以来，管理层在货币政策上一直都是坚若磐石，在OPEC、G7等国际舞台“人民币汇率改革没有时间表”的表态让人记忆深刻。但种种迹象表明，在汇率问题上，管理层的态度正在出现“出其不意”的转变。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汇率改革这项工作我们正在进行，何时出台、采取什么方案，这可能是一个“出其不意”的事情。
管理层正在试图释放什么样的政策信号？
3月20号，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2005中国金融形势预测、分析与展望专家年会上表示，2005年人民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除了要提高央行自身素质，加强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以外，还必须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吴晓灵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能是微观主体对宏观政策制定时考虑不够周全的反应。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也应通过增强透明度、提高公信力来提高其有效性。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于政策博弈的看法是，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降低政策透明度而占有更多的信息优势，使得政策效果更为明显。一旦政策制定者提高政策透明度，公众的理性预期完全可以对政策变化进行“套期保值”。（来源：经济参考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