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有关方案很快将提交主管部门审批，但业内人士质疑方案成熟程度，认为只适用部分试点地区，短时间内不会全面铺开 在产权改革启动之前，“以药养医”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成了“众矢之的”。《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指导意见》（试点）的方案出炉被看作是公立医院体制改革的一大进步，记者从中国医疗机构投融资论坛上获悉，有近百亿元的民营和外资即将介入中国近百家的医院改制工作，寻求对医院的合资、合作和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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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的改制方案在制定中引起了经济学家、媒体和医务工作者的热烈讨论。1月22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首届医院管理峰会”在上海举行，公立医院改制问题成为来自全国各地约200名知名医院院长们热烈讨论的焦点问题。
会上，国务院法制办教科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透露，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有关方案很快将提交主管部门审批，具体出台时间尚难确定。记者昨天上午从国家卫生部相关人士处获悉，该方案出台至少是在一个月以后，而且与公立医院产权相关的该方案将只适用于试点地区。
目前，各方都在静静等待着这份暂定名为《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指导意见》（试点）的方案出炉，不仅下级医疗机构在等上级命令，医疗行业外的大量资金也在门外准备随时“进入”。
但原定于今年初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公布的该方案，并未如期露面。据权威人士透露，由卫生部起草的医改指导意见虽经反复讨论，但因各方分歧较大，至今仍不够成熟，即使获批后，此方案也只能适用于部分试点地区，短时间内不会全面铺开。
主体 各级医院“心态”不一
在最近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于经济区域不同以及等级差异，各地、各级公立医院面对产权改革时，心态也不尽相同。对于“供不应求”的三甲医院，各路资本都热望进入，不过国家政策在这块似乎仍没有解冻，而三甲医院自身并不缺乏发展资金，没有引进外来资本的动力。相比之下，众多急需基础建设资金及设备更新投入的二级以下医院，没有受到社会资本的足够关注，而同时一、二级医院对吸纳民间资本则普遍存在着既爱又怕的矛盾心理。
谈到三甲医院产权改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吉善认为，国内几乎所有的三甲医院都属于全民所有制，对这样优质的国有资产，国家政策目前还没有考虑、也不会随便“股份化”。除了政策上不允许外，王吉善称，像北大人民医院这样的三级医院，其社会影响、经济收入都非常好，医院自身也没有融资需求，目前只是从激励、分配、人事等运营机制上做一些尝试。
据悉，与国有大型企业类似，一些有实力的综合医院已经着手组建医疗集团。
“北大人民医院组建的医疗集团，其实结构很松散，只是为了有效地利用卫生资源，比如人民医院将附近的展览路医院收进集团，双方合作仅限于消化科和创伤科病房，这样人民医院解决了床位紧缺问题，展览路医院则获得人才培训的机会。”王吉善说。据记者了解，目前人民医院集团正在考虑建立实体公司，以技术入股的形式与一些社会资本成立合资医院，以抢占营利性特色医疗服务市场。
而一些急需融资的地方医院，正在苦等上面制定“游戏规则”，同时对外来资本的进入怀有戒心。“我们院现在急需发展资金，也先后与一些民间资本接触过，但国家具体政策目前没有出来，民营资本进公立医院后，该扮演什么角色、分配机制如何确立等问题无法解决。”唐山工人医院院长尚小明向记者表示，民营资本投资公立医院的设备、基础建设和学科建设，或直接参与公立医院股份制重组，国家必须事先界定好回报率，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此外，对于社会资本办非营利性医院，尚小明不无担忧：如果国家不能有效监控，同样享受免税政策的民办非营利性医院仍会悄悄将利润“抽走”，对长期背负历史包袱的公立医院来说，就是一种不公平竞争。据尚小明介绍，民营资本准入规则尚未制定，他所在的医院目前计划从荷兰政府引进100万美元的支持资金，10年后只须偿还80万美元。
权威 宋瑞霖称“投资多元化”不会停滞
去年4月，公立医院产权改革草案被众多媒体传播，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河南新乡、江苏宿迁等地纷纷开始国有医院股份化尝试。而去年7月中旬，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则因计划将经营、人事等管理事务“托管”给一家民营医院投资企业，遭到了包括24名科室主任在内的近400名职工联名上书反对（见本报2004年8月18日《潞河医院“托管”起风波》）。与此同时，围绕公立医院改制利弊及具体操作方法，国内部分专家展开了激烈争论，双方分歧很大，使得“炙手可热”的公立医院投资多元化一事暂时冷却，国家也明显放缓了这项改革的步子。
业界一些人士担心，医院产权改革很可能将暂时搁浅。
在“首届医院管理峰会”上，作为医改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之一，国务院法制办教科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的演讲格外吸引与会者。虽反复声明自己是以学者身份出席，不代表官方意见，但在茶歇期间，宋瑞霖还是被众多医院院长、持币观望的投资者和媒体记者团团围住、问个不停。在回答各方提问时，宋瑞霖指出，公立医院投资多元化不会停滞不前，但这项产权改革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让医疗行业自身有个适应时间，政府首先要对基本、必要的医疗服务负责，保留一部分政府主导的公立医院。不过，宋瑞霖同时强调，基本医疗由政府负责、主导，并非要拒绝社会投资，而是指政府将主要投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这一块。
关于产权改革，业内有个普遍的说法，即“各省市将保留一家公立的人民医院，其他所有医院对市场放开”。宋瑞霖对此表示否定。
宋称，《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很快将提交有关部门审批，包括三甲医院在内，目前都不是简单的改与不改的问题，而是应在政策指导下“试点”前进。对于“社会资本办非营利性医院”能否保持其“非营利性”，外界普遍质疑。宋瑞霖向本报记者表示，“非营利性”并非让医院无利润，而是指将产生的利润主要投入医院再发展，不过给社会资本的回报率具体到多少，才是“非营利”的界限，现在还无法确定。
专家
产权改革不是医改关键
一项权威统计显示，在全国医疗费用总支出中，政府支付比例正在逐渐下降，已从1982年的38.9%降至2002年的15.2%，而个人支付比例相应则从21.6%升至58.3%.“因为85%的医疗费用已经为非政府支出，医疗服务显然也不应由政府来承担全部采购。”宋瑞霖指出，目前政府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和体制现状，与百姓迅速增长的多元化医疗需求有很大的反差，这是医改的直接动力。
宋瑞霖说，医改话题之所以非常敏感，来自于三方的不满意：一是政府不满意，政府越来越感到医疗是个沉重的财政“包袱”；二是老百姓不满意，认为花钱太多，药费居高不下；三是大夫不满意，认为自己技术价格被低估了，一个专家号还不足10元钱。而改变医院投资主体、引进市场竞争则是医改的主要出路之一。宋瑞霖认为，医院投资渠道的改革从3个方面入手：政府办公立医院或者购买服务，满足百姓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鼓励社会资金开办非营利性医院，作为公立医院的补充；允许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投资开办营利性医院，满足特定人群的特殊医疗需求。
对正在酝酿之中的医院产权改革，国内一部分专家提出了不同看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即是其中之一。李玲认为，“产权改革”并非当下医疗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比如医保、价格体制等都比产权改革更迫切，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才是重中之重，这需要国家改变被“扭曲”的医院补偿体制。“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的主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李玲向本报记者表示，去年提出的“国退民进”医改思路已经有所改变，卫生部最近的思路是“民进，国更进”，更强调在整个医改中政府的主导作用。
此外，因为国内大多数医院在人事、财务等管理上十分滞后，李玲更赞成国家完全开放医疗市场，将国外成熟的医院直接引进来，以提升国内医院的管理水平。
本报记者李宗品
新闻特写
民间呼吁公立医院产权改革
据广州媒体报道，日前，广东省政协委员在分析广东医疗系统高投入低产出现象时，有民主人士提出，必须推动公立医院产权体制改革，彻底改变资源投入被众多医院摊薄、使多数医院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据悉，目前90％以上的医院资源集中于公立医院，造成公共资源被垄断。而所垄断的公共资源一方面重复布局，致使国有资产1/3处于闲置或浪费状态；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源投入被众多的医院分薄，又使多数医院处于“吃不饱”状态。
记者观察
被“扭曲”的医院补偿机制
记者发现，在产权改革启动之前，“以药养医”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成了“众矢之的”。“说得难听点，目前的医院补偿制度是个‘逼良为娼’的机制，医生的诊疗费用被严重低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指出，公立医院收入包括财政补贴、诊疗费用和药品销售收入3个来源，但政府补贴仅够医院支付水电费和退休人员费用，约90%靠医院自己创收，而诊疗收费标准较低，医院只得从药品、医疗器械和检查费中增加收入。李剑阁认为，目前国内医院执行的价格体制与国际完全不接轨，据他了解，一香港公司职员在北京某大医院就诊，拿回的药费清单让香港保险公司大为惊讶：肺部感染手术费用只有8000元，而各种检查费等费用达20多万元。李剑阁称，国家不能以牺牲医生合理收入为代价来改革体制的问题，其实医院一直是在替国家背药价虚高的“黑锅”。
谈到医院补偿机制的扭曲，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建议说，国家完全可以节约目前浪费巨大的药品采购费用，来补偿医务人员工资收入，遏止药品购销中存在的不良风气。刘中民表示，具体做法是，由政府出面直接向中外药厂采购，取消层层盘剥的中间环节和招标中介机构，真正拿到略高于成本的药品，比如上海市一年医保支出大概120亿元，50%是药品支出，由国家直接采购60亿元的药品支出可节约一半。刘中民举例说，一个普通的心血管支架、导管在美国市场也就卖200美元，而层层加价后在中国医院的售价就高达两三万元，价差达十多倍，另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国外心脏移植手术高的能达到100万美元，在中国普通的心脏手术和新娘化妆的费用差不多，都在3000元。、010－63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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