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标准和个税起征点

　　□华 桦

　　林爷爷马上要过自己的第七个“本命年”了，虽然他随女儿住在成都，却一直是在按退休地——上海市的标准，拿每个月的退休工资。今年以来，几乎每次看到林爷爷，他都会“报告”他的收入增长情况：年初，随着政策调整，他每个月多了一笔“80岁以上人员的工龄补贴”；7月，他又因国家增加退休费，每月的汇款多了100多元；本周一，他收到的汇款单上，加上因物价上涨调整的退休金，数字已经接近1500元了。

　　每天要看新闻的林爷爷，一本正经的问我：这几天报纸电视都在议论，说是我国现在执行的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有点低，建议提高。我的退休金都快到起征线了，是不是以后我也要到税务局去申报缴个税？

　　前不久，一份关于中国社科院对内地不同城市的“白领工资标准”的调查，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涟漪：在成都，只要每月有1900元的收入，就可以和北京上海广州等每月5000多元进帐的人们“平起平坐”，同样可以顶一个“白领阶层”的光环了。虽然这份标准最终被中国社科院否认，但与现实的高度吻合，还是为人们理解“小康”的实际内涵，给了一个蓝本。

　　收入不等同于幸福快乐，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在近期的另外两份调查中，平均月收入只有北京上海广州1/3的成都，快乐指标排到了第一，幸福指标进入了前十。

　　拿着上海标准的退休金，在成都这样的城市生活，林爷爷显然应该是幸福和快乐的，而且，他也不必为以后退休金“涨到”1600元担忧：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和国税总局去年11月公布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办法》规定，退休金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但真正的问题却已经从水下的深层浮出水面：因不同城市的收入标准不同，一个同样的个税起征标准，跟不上显然不仅不合适，也表现出某种致命的缺陷：有失公允。

　　这几年，且不说在“财产性收入”这本账上的收益，就国人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来看，真应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比喻。从工资增长的比例与个税起征点的水平比较着看，这个可以称作矛盾，可以称作困局，可以称作难题的现实是：1981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起征点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到现在，起征点已调高到1600元，而据国家统计局10月29日公布的数据，今年前9个月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853元，起征点为月工资的86.3%。

　　本应调节贫富差距的个人所得税，结果却因起征点太低，使它走向了反面，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缴纳的主体，“一刀切”式的征缴方式，让不少承担家庭经济重担的顶梁柱们，以自己并不高的收入，成为税收的主要贡献者，这是社会的“阴差阳错”，还是立法初衷的“本末倒置”？

　　上周，在

清华大学举办的“财政现状与改革方向研讨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一江提出，可以考虑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月收入1万元不要作为高收入人群调节的主要对象，而应是进入中产阶级的起点。起征点过低压制了中等收入者，而这一部分恰恰是社会中坚力量。

　　有人将区别对待的征税比喻为“人性化公平”，这是和我们面对的简单与粗放完全不同的概念，虽然这种“人性化公平”现在还只是一个“理想”，但我们为何不能努力，让它成为一种现实呢？

　　藏富于民，才能国富民强。十七大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要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税收政策应该能够助推中等收入者的形成而不是相反。因为，开征个人所得税并用法律来予以强化的初始意图，就在于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收入差距，依靠转移支付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让更多的人不是担忧于纳税的负担，而是在提高起征点，减个税的举措中，充分享受改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