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税率推动外贸结构加速转型

　　华林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刘勘

　　众所周知，利率是资本对内的价格，汇率是对外的资本价格，税率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价格，这三率共同构成了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基本机制。对这“三率”的调控，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前几年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幅度降低利率，刺激了消费的大幅度增长。与此相比，国际产业转移强化了我国的制造业。由于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水平较低、劳动力成本低、级差地租低，加上产品出口退税，实际相当于 实施低税率甚至负税率。还有，在引进外资问题上我国实施了超国民待遇，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差别很大，及从中央到地方及不同行业的名目繁多的优惠政策。这些因素造成了制造业产品的低廉价格，也导致了我国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

　　在低税率、低汇率和低利率环境中，生产要素的错配，不仅推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而且还引致了高额的贸易顺差且诱发了贸易摩擦，由此提高了国际投机资本对

人民币升值预期也导致外汇储备逐年快速增加。在“三率”机制缺乏灵活性的状况下，又引起了人民币流动性过剩，催升了资本品价格上涨，并通过经济的传导，拉动资源、能源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经济的结构性过热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国于1985年开始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提升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多数商品都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一般比国际同类商品价格要低20%。现在，出口商品平均退税率仍高达13%，即使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我国出口产品依然有成本和价格的竞争优势。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出口商品退税额3000多亿元（占GDP的1.8%），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614.4亿美元（同比增长54.9%），贸易顺差所占GDP比重由去年上半年的4%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5.4%，由此估计今年我国的出口商品退税额仍然不小。今年7月份我国贸易顺差额为146.1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贸易顺差的持续加大，导致外汇占款增加，并引发流动性泛滥，这一问题已成为央行货币政策掣肘之一。

　　从目前看，美国大概有13%的进口商品来自我国，而我国出口商品中约有65%比重来自于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的外资企业。虽然净出口增加提高了国民经济贡献率，这一贡献率已从1999年的负值上升至目前的17.9%，但这种粗放式的出口战略却是以社会成本缺失为代价的。

　　因此，对那些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低增加值、技术密集度低的产品及出口利润小的一些行业，我们应尽快降低或取消绝大部分商品的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甚至应对资源和能源类产品征收出口关税。同时，应提高出口部门的工资，特别是出口导向型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尤其是农民工要享受“三险一金”待遇。另外，应增收级差地租和排污费，及加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改革步伐，进行“两税合一”，并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彻底改变被扭曲了的我国出口商品的低成本优势，以此来抑制贸易顺差的过快增长和减少贸易摩擦。

　　据有关部门测算，2005年我国出口1美元产品，商品综合退税率为0.4429元人民币。照此推算，如果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则相当于人民币升值0.4429%。虽然这一估计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距，但改革出口退税的重要性已经显现。为此，我们要调整外贸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及时调整税率政策，推动和鼓励各类出口企业“走出去”，降低和纠正双顺差格局，以此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压力，减少外汇储备占款，控制和降低流动性过剩，最终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

　　由于经常项目下贸易顺差的持续加大，去年上半年我国的贸易顺差相当于同期银行存差新增额的15.9%，今年上半年却猛增到了45.9%，存差大幅度增长。另外，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资本项目顺差也在不断拉大。这些因素导致了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尤其是商业银行存贷差越拉越大。

　　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加快税率调整和内外资所得税统一的改革步伐，促使外贸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以达到稳定人民币存款低利率水平及有序调节

人民币汇率，增强我国抵御金融风险的实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