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作者 黄祖斌/文

　　约两三年前，我在《证券市场周刊》看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一个印度人在美国办企业，约2002年时，看到巴菲特的成功故事和价值投资的一些方法，觉得这一切真是太有意思了，于是企业不办了，特意上门找到巴菲特，希望成为他的助手，可以不要任何工资。巴菲特可能面对太多这样的毛遂自荐者，拒绝了。这个企业家自己成立了一只私募基金，在大概10年的时间里，业绩比巴菲特要好得多。

　　这个故事对我的最大启发是，在美国这样一个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的国家，即使是一个根本不是金融行业的人，也能很方便地成立私募基金。

　　中国人的储蓄率比美国高得多，中国也有大量的高净值客户，中国人更对投资理财普遍有兴趣，但为什么中国的私募基金普遍规模很小，惨淡经营？最大的困难是中国的合格委托人和合格的股票基金管理人一样难找。张良、诸葛亮、刘伯温如不是碰上明主，说不定和冯唐一样一生无所作为。

　　坐收超额收益不现实

　　在上轮牛市的2006年，我当时任职于上海一个律师事务所，同事们知道我股票投资得不错。有同事就说，可以介绍一个朋友给我，让我代为投资股票，我当然也有兴趣。在2006年末，我只有大概40万元的个人净资产，面对牛市，又没有现在已经比较普遍的融资融券业务，对资金的渴望还是比较强烈的。同事的朋友提出，100万元投资没问题，分成也好商量，但如果发生亏损，要由我承担相当于银行存款利息的保底收益，并由我完全承担亏损。虽然当时我对后市还是很看好，但我还是坚决拒绝了这样要求旱涝保收，只想坐收超额收益而不想承担风险的委托人。

　　最近一两年，中国的“影子银行”风险集中暴露，不少城市动不动几十亿元的民间借贷崩盘或陷入困境，有部分信托或是银行理财产品不能正常兑付预期收益。在处理过程中，有不少投资人坚决要求银行或是网贷公司兑付“利息”和本金，将这些投资工具当成了银行存款。其实在中国，大量的投资人缺乏最基本的风险意识，却要求明显高于无风险利率的收益率。投资观念的改变，不比宗教信仰的改变容易太多。

　　在很多中国股票基金投资人心目中，合格的股票基金管理人要具备以下所有的能力：

　　1.每一年都能取得正收益，不论是2008年还是2011年，有条件的要实现，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实现。最好是每一个月都能取得正收益。

　　2.最大回撤最好在4%或更低的水平，最好在1%以下，并在一周内就能回补。

　　3.能取得明显超过上证指数的超额收益。如某年是创业板或是中小板行情，那么这个要求超越的指数就成了创业板或是中小板指数。

　　4.要求对投资亏损提供安全垫资金来保证委托人的投资不出现亏损。

　　在美国这样的金融市场发达的地方，坚持以上四条的人恐怕根本找不到管理人。麦道夫只是提供了每年10%的回报，就吸引了包括国际性金融企业在内的数百亿美元资金。但在中国，既然普遍是这样的要求，于是有些做私募基金的人就被迫做出一些承诺，反正精心设计的好几十页的合同，这些委托人也看不懂或根本没有耐心看。客观地讲，中国一些投资人还是很好骗的，虽然其中不乏一些可怜人。

　　2008年的暴跌后，在媒体上有一则公开报道，某私募基金经理当年只亏损大概10个百分点，按说这种业绩，只要还知道好歹的委托人，都应该比较满意。但这个基金经理却选择自杀。或许是因为承诺了一些保底条款，也有可能是他承受了太多的综合压力。

　　合格的投资人可遇不可求

　　只要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关闭，只要我不是死于意外，我早晚是个亿万富翁。更何况我对用别人的钱加速自己致富，又扩大中国贫富差距的事，从心理上感觉比较矛盾。因此，虽然也动过做私募的念头，但我基本上不抱幻想，宁可在一个县级市的小镇上用自有资金滚雪球。要太多钱干什么呢？

　　正因不抱这种幻想，两个月前，有前同事经人介绍了一个高净值客户，想委托他做股票投资的管理人，他邀请我参与，我虽然口头答应去上海会面，但心里纯粹是抱着不辜负朋友好意的想法，因为随便把上亿资金委托给两个原本不相识的人，这种概率实在太低。而且，中国合格的委托人和管理人都难找，往往在市场下跌时要求绝对收益，在市场上涨时要求超额收益。

　　会面后，三个人谈了大概两个半小时。但不到20分钟，我就发现达成意向和中石油在两个月内重返48元一样渺茫。

　　这位委托人大概35岁，他一再强调资金不成问题，一两个亿肯定不止。他也相当坦诚，人品感觉是不错的。他在上海有现成的办公室和注册好的公司，如果不是投资理念上有明显的差异，其实是很多人私募基金经理梦寐以求的投资人。中国目前的法律规定，通过信托发行的私募基金，购买的门槛是100万元，最多只能向不超过100个客户出售(300万元以上的投资人不受限制)，因此即使在工商银行(601398,股吧)、招商银行(600036,股吧)进行产品发售，都很难募到1亿元。

　　这位委托人的投资理念和投资计划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放大杠杆，做到三四倍，成本大概在9%左右。我自己在2014年也用了杠杆，但用的是正回购，融资成本不到年化3.5%，杠杆倍数不到0.5倍。即使如此，我也很少用满可用杠杆。我这个年龄不能孤注一掷，输光了再去北上广深打工，月薪一两万，重头再来，似乎很豪迈，但根本不予考虑。

　　其次，有认可的机会，要重仓甚至满仓单只股票。这位委托人以往在A股市场上经常是自有资金并加杠杆满仓一只股票，连续成功并快速致富，于是对这种做法深信不疑。他问我们假如有某只股票确定的消息，或是确定的利好，能拿多少仓位。我朋友说不超过两成，我的策略则是平均分散持有30只股票。他提出要拿六成以上的仓位，很可能就是加杠杆后全面押上。

　　第三，要求绝对避免亏损。果然如我所料，他明确提出不能亏损，当然他说这是大原则，并不是完全要求做到。这位委托人自己也是股票投资方面的熟手，从大概几千万净资产做到7亿元净资产的规模，但又回到4亿元。这说明他自己以往有过大亏损。如果因此想寻找能避免大亏损的管理人，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但这和加几倍杠杆，重仓甚至满仓单只股票的计划显然矛盾。

　　第四，对收益率的过高追求。委托人提出行情不好的时候，每年赚三四成就行了。如果上证指数一年有20%的涨幅，我有80%的概率能实现这个收益。这是索罗斯、巴菲特、彼得·林奇也没有实现的长期年化收益率。

　　第五，明确提出可能会借助内幕消息做投资。我以前当过律师，所以对法律类的风险非常警惕，以后证监会[微博]对内幕交易查得越来越严，我当然不大可能为赚点钱就冒监狱生活的风险。其实如果买好长期看好的20只股票，进监狱10年，收益率可能比中间一年换一次仓收益率更高。不过人赚钱不是为了进监狱。

　　最后，明确提出小盘股是投资重心。小盘股经过前两年的炒作，风险明显大于大盘股而回报预期明显小于大盘股。

　　股票市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能轻易说谁的方法就是对的，谁的方法就是错的，关键是要坚持自己的有效方法，不要心猿意马，想通吃各种方法的优点而回避所有的缺点，既想拥有孙悟空的金箍棒和72变、筋斗云，又不想头上有一个金箍，这太苛求。

　　为什么巴菲特和他和合伙人芒格都是80岁左右的人了，巴菲特还得了癌症，仍快乐地管理着股票基金，而彼得·林奇不到50岁就退休了？我想就是来自投资人的压力不同所致。巴菲特最初的投资合伙企业，完全是他的亲戚、朋友，有充分的信任，而且巴菲特约定委托人不得干预他的投资。到后期巴菲特掌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资金更是来自保险公司，而不是直接的委托人，巴菲特不需要面对一些愚蠢的问题和有压力的质询。但林奇作为公募基金经理，不得不面对。林奇40多岁就满头白发，早早退休。

　　在中国做私募，也面对像林奇一样的问题，任何一个委托人，都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得罪不起。很多私募基金经理，又普遍年轻，在客户不切实际的要求之下，容易心理失衡，难以集中精力放在投资上。更何况多数私募基金经理，根本还没有得道。所以多数私募基金业绩不佳，只能靠吹牛来募集资金，于是他们不断地为自己辩解。

　　总体上讲，中国市场是私募基金的沙漠，投资能力突出的投资人不宜好高骛远。私募基金的运营和股票投资一样，收益的考虑要排在风险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