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婧 尹嘉玮

　　“目前的改革不是简单的股权分置改革，而是全面改革，我相信全面改革一定会带来牛市。” 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宁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财商》。在李振宁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展现的全面的变革和切中要害的新提法都预示着未来资本市场乃至全社会的利好。

　　股市太急功近利

　　《财商》：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11月13日A股收了一根阴线，你怎么看这种市场情绪？

　　李振宁：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股市还是大跌，实在是没道理，因为三中全会还是有很多新意的。这也说明我们的股市太过急功近利了，恨不得全会公告说哪些行业好，哪些股票要涨。而全会只会把改革的大框架展示出来，说的是结构和方向。

　　仔细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其中很多提法是有新意的，抓到目前中国社会经济重点。

　　从经济上来讲，大的改革方向就是要进一步市场化，具体的描述表现为市场的作用从“基础性”上升到“决定性”；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来说，尽量让市场来解决各种问题，而不是政府通过各种规划、补贴去分配资源。总体来说就是，让市场更多地发挥作用，政府部门提高效率，更加公平、法制、民主。

　　从政治上来讲，大的方向是依法治国，提高治国的方法和能力。从经济、文化、环保，各个领域全面改革。

　　我认为大的规划蓝图还是不错的，也提出了较为具体的目标。

　　《财商》：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了两个具体的组织，你如何解读？

　　李振宁：建立了专门的组织，这个很重要。在我国开会之后没有具体的组织落实是没有用的，是缺乏效率的。而且这十几年改革被放到一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没有一个高屋建瓴的机构。原来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分工，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本次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实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80年代我们有国家体改委，其主任由总理兼任，位置是很高的，超越了其他部门。有这样一个部门去落实才能从组织上保证改革顺利进行。

　　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意义非凡

　　《财商》：这次全会上有很多新提法，你如何解读其中的含义？

　　李振宁：全会还是抓到了问题的实质的。比如这次全会提出“劳动力要素的流通”，而不是简单地提城镇化。

　　中国面对的现实是，在上海外地人已经占到一半，可是外地人却不能享受和上海人一样的待遇，是不合理的。比如上海人可以享受经济适用房，而哪怕外地人在上海工作了十年，照样没有这个待遇，这就不合理了。

　　另外，三中全会提到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舆论界中央集权的思想很重，老是说地方政府不好。地方其实做得并不差，地方领导也不容易，一个地方的市长要和周边很多市一起竞争。这种机制下他不可能胡作非为，所以最近这么些年很多小城市都建得很漂亮。地方做事情需要钱，但是税收被中央拿走了大部分，就只有卖土地，借地方债。所以我们不要去谴责地方。我认为在政治上要高度统一，但是在经济上应该把权力下放给地方。与市场化改革配套的体制就是分权体制，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

　　伟大的制度变革一定会带来大牛市

　　《财商》：如果站在投资人的角度，你认为三中全会带来哪些新信息？

　　李振宁：就投资来讲，中国经济走到这一步积累的问题已经很多，确实需要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放松管制、打破垄断，把经济的活力激发出来。也只有这样，股市的基础才会更加牢靠。如果不搞改革了，那么经济增长会越来越慢，大家信心越来越差，上市公司也做不好。

　　我的观点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变革一定会带来大牛市，当年股权分置改革，造就了1000点到6000点的大牛市。现在这个改革不是简单的股权分置改革，而是全面的改革，我相信这个改革一定会带来牛市。而中央领导在改革过程中会越来越发现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从前市场化的很多改革早就做了，现在最需要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改革。所以我们要看大局，不要看细枝末节的概念题材等。

　　从利润结构看，A股上市公司最赚钱的都是国企，如果通过改革，放松管制，打破垄断把经济的活力激发起来，民企能够进入更多的行业，也能够有活力。如果都有活力经济就能够很好地成长。而放松管制后，国企也有望在股权激励等制度上有所突破，国企领导经营好，上市公司的积极性就高了，这对大型国企、地方企业都有好处。打破垄断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就会更加活跃，很多好企业会争取上市，注入优势资产，与投资者的交流会更多，这些都有利于股市的发展。

　　《财商》：在三中全会的提法中有没有哪些是值得商榷的？

　　李振宁：也提到给农民更多的财产权，但是农民财产权怎么给，这个问题很值得商榷。很多人说把土地所有权给农民。我们实行的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只有若干年的耕作权，并不是产权。而目前大城市周边的城乡接合部创造出很多富翁，只要征集农民的地，他们就可以弄到几套房，造出很多千万富翁，这对城市居民是不公平的。

　　而享受利益的都是大城市周边城乡接合部的农民，按照马克思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城市边上的农民享受的是级差地租，是由城市的扩张带来的超额利润。按照马克思这些理论来说，这些利润应该收归社会所有。所以农民财产权怎么给是有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