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第一批富人 秀水街个体户京城行走19年

　　核心提示 　　1月6日， 是北京秀水街闭市清理的第一天。

　　秀水街景，被形容为“用改革开放的剪刀裁剪出的21世纪的清明上河图”。今天，这幅长卷铺展至最后一页。

　　纵横500米，悠悠19年，往事如云如烟，历历犹在目前。

　　追昔抚今，“京城第一批富人”———秀水街的个体户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和19年前一样，依旧游走在这个城市的边缘。

　　摊开一幅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北京市市区地图，指尖沿着长安街向东划过，止于建国门外大街，街南是永安西里，街北是秀水南街。

　　“那时候，这里还是北京城的边缘。”2004年12月22日午后，秀水市场内一个幽僻的小阁楼里，挤满了人。

　　这些人满口京腔，人到中年，身体略有些发福。有人说他们是秀水街成就的京城最早一批暴发户，而楼下的经营者则尊称他们为“照主”(意为拿着营业执照的人)。此时，他们正静静地听着公推的代表李东，向加拿大《环球邮报》的女记者讲述秀水街这19年。

　　李东讲了很多。从1985年朝阳区政府批准成立秀水市场，讲到2004年12月20日管理中心贴出的闭市通告；从当初商户们的奋斗辛劳一夜暴富，讲到如今秀水街大厦如何侵犯了他们创造的无形资产……

　　这是第一代秀水人都曾亲历的岁月。改革开放的大门轻轻开启之际，他们用闯劲和汗水开创了一个属于个体户的时代。

　　为了告诉老外衣服花色繁多，李东绞尽脑汁憋出一句：“Thisiscoulor，coulorandcoulor.”

　　“1982年某天，有人开始在秀水东街南口挑着担子卖水果。”李东这样描述秀水作为一条商业街的发端。没人能想起具体是哪天，因为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石破天惊的举动。

　　从1979年中国将个体经济列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开始，到1981年，全国的个体户已经从1978年底的14万人发展到227.9万人。1982年通过的宪法第11条使中国个体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之后，来秀水东街南口摆摊的人越来越多。李东是其中的一员。当时20岁出头的他怀揣着仅有的30元本钱，很慎重地进了一批袜子，开始了第一笔买卖。“当时我打定主意，亏了，就改行。”李东说。那批袜子卖得还不错。因为没有营业执照，他和他的同行们每天得花一半的时间和工商管理人员打游击。

　　“你一走，他们就回来。时间一长，大家都认识了。”在秀水东街做过城管的老陈，还记得当年的小伙子们，“他们文化层次低，有的是无业人员，有的是待业青年，还有‘两劳’(劳教和劳改)释放人员，都处在社会底层。”

　　直到1985年，朝阳区政府批准成立了秀水市场。现在闻名于世的秀水街，那时还只是使馆区的消防通道。第一批进来的，有60多个摊贩。

　　成立了市场，依旧是练摊，只是多了块白布，上面写着“文明经商、保持卫生、保质保量、收费合理”。直到今天，老商户们提起这16个字，还有些激动———“从那开始，我们才算是合法经营。”

　　这一带最早的客户，都是使馆区和外交公寓里的外国人。与今天秀水街上拽着老外神侃的年轻业主相比，他们前辈的商业技巧、语言能力远没有这般纯熟。

　　李东用第一批袜子换来了几件绣花的衣裳，为了告诉几个老外这批衣服花色繁多，他绞尽脑汁，在同行的帮助下，终于憋出一句：“Thisiscoulor，coulorandcoulor.”(这是颜色、颜色和颜色。)好在当时老外买东西也不多问，计算器上打出的价格他们照单全收，所以很快，秀水街的摊主们就赚了一大笔外汇券。

　　生意红火使秀水市场发展神速，市场里摊位从60多个增加到100多个，只用了几个月时间。水果蔬菜、服装鞋帽、民俗纪念品……卖什么的都有。

　　他们在江浙一带买进丝绸制品，很快因质优价廉受到老外的追捧，闯出了中国丝绸街的名号

　　做生意毕竟不能旱涝保收，“有时候整条街一天等不来一个人，只有风卷着树叶子呼呼地往脸上刮。”

　　李东所说的树叶来自秀水市场两边种的27棵洋槐。据摊主们回忆，建市场的时候，这些洋槐就有了，“树干细得一把就能抓住”，绿化部门让留着。今天，和秀水街相伴19年的洋槐，这些发福的中年汉子们双手都抱不过来。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当年市场里年龄最小的韩焕发如今也已届不惑之年。1985年8月，曾经在针织厂做过临时工的他向母亲借了2600元钱，成了秀水市场21号摊主。那时的市场里还没有现在的商亭，每天一早，韩焕发推着三轮车来到市场，用4根竹竿绑起个架子，做的是服装生意。“最好卖的是出口转内销的货。”为了拿到北京各服装厂里的存货，这个20岁的年轻人说尽了好话。“当时没有人拿个体户当回事，好在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为外国人订做的服装。”

　　由于这些款式新颖、色彩鲜艳、质量上乘的备用出口产品在商场里买不到，所以慕名来买的不只是外国人。也正是由于这些个体户对消费市场的敏感程度超过国营主渠道，他们才能通过简单的商贸活动在短期内获得高利润。

　　北京的货少了，身上的钱多了，进货自然转向外地。有一次，在石家庄火车站，韩焕发突然发现自己包里的3000多元货款被人偷了。“当时脑中一片空白，只想着把钱追回来。”在人们的帮助下，他总算追到了那个40多岁的中年人。

　　“个体户装钱的口袋，就跟银行的钱柜一样，谁打劫，谁就蹲监狱！”这是1985年一部电影里的台词，这句话在当时具有爆炸性的意味，它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只要诚信，赚钱就是光彩的，只要合法，利益就应被保障。

　　1988年夏天，在朝阳区政府的要求下，当时140多名个体户每人出资3000元，建立了有防火措施的商亭，一直沿用至今。当时，他们开始在江浙一带买进丝绸制品，很快因为质优价廉受到老外的追捧，闯出了中国丝绸街的名号。“小的时候，家里人只去秀水街买丝绸睡衣。”这是一个20多岁的北京女孩对秀水街的记忆。

　　秀水街的人发了。致富后的炫耀式消费，并不能使他们进入社会主流群体

　　因为涉外交易多，秀水街上有人开始倒外汇。财富迅速积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秀水街的商贩几乎每户都有了私家车。

　　“但那段时期并不好过，我们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郭林说这话的时候双手合在一起，只露出一丝缝隙。他也是老商户之一。当时，中国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开始为姓“资”姓“社”争论不休，在舆论宣传方面，讲个体经济，谈“弊”多，谈“利”少。有的地方在财税大检查中，出现了对个体户惩罚过重的现象。

　　另一方面，个体户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太大改变。“孩子上学从来不敢说爸爸是秀水街卖服装的。”郭林指着他的儿子郭鸣霏说。“每当填表填到家庭情况，我只填母亲的职业。如果告诉他们父亲是个体户，连老师都会改变看法。”郭鸣霏目前在荷兰瓦赫宁恩(wageningen)大学念硕士研究生。这次利用圣诞假期回国，在芬兰飞往北京的飞机上，他看到了关于silkmarket(秀水街)的宣传片。“那一刻忽然有了回家的感觉。我开始敬佩我的父辈们，或许他们没有文化且桀骜不驯，但他们却是这个国家里最能吃苦、最富探索精神的人。”

　　很快，“秀水街的人发了”传遍了北京城。有人为孩子过生日在王府饭店摆了十几桌，有人在赌桌上挥金如土，有人养了情人———当时还没有“二奶”这个词……然而，致富后的炫耀式消费，并不能使他们进入社会主流群体，为大众所认同。

　　老百姓抱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个体户只有自嘲：“穷得就剩下钱。”

　　秀水街品牌渐与长城故宫齐名，闭市是不是打击假冒伪劣的釜底抽薪之举

　　以秀水市场基本成型的1988年为界，当这条街的老商户们已经完成了早期资本积累，成为京城第一批“暴发户”的时候，宪法修正案刚刚在同年4月为第11条增加了3款关于私营经济的规定；后来的中国首富丁磊才17岁，正在埋头准备高考；秀水街东边北京朝阳CBD(商务中心区)的规划还要再等5年……

　　也正是从这年起，老商户们逐渐淡出秀水市场，“因为生意不像上世纪80年代初那么好做了。”

　　秀水市场的摊位每年都在增加，到2004年达到418家。北京市内大大小小的服装市场也迅速建立起来。同时，分散经营的老商户们，越来越拿不准市场需求，有的货卖不掉过了5年还堆在仓库里。

　　随着秀水街的品牌逐渐成为与长城故宫齐名的旅游景点，这里转租的价格也随行就市。到2004年，摊位的月租均价为两万元。

　　“一张执照可以养活一家人，租摊位比自己经营省心。”摊主们这样盘算。

　　可实际上，租摊位并不省心。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第一代秀水人的退出，南方来的商户带来了假冒的名牌服饰、手表、眼镜……很快有人开始跟风，价格也使劲往下压。因为质量还不坏，最终秀水街卖出了“假冒不伪劣”的名头。秀水街从一个有民俗特色的涉外市场开始了不知不觉、可能也是不情不愿的转型。

　　对于新建的挂着“秀水街”招牌的大厦，商户们义愤填膺。“这侵犯了我们用19年打造的无形资产。”但对他们曾经或正在侵犯着的人家用上百年打造的名牌，商户们则讳莫如深：“不光是秀水街在卖。”

　　不幸的是秀水街太有名了。

　　2004年7月20日，在得知朝阳区政府有意让秀水街退市进厅之后，美国驻华使馆经济参赞王晓岷致函北京朝阳区副区长李国，信中表达了对秀水街出售假冒名牌的担忧。“众所周知，秀水街的大部分商品都是冒牌货，而且不幸因此成为著名旅游点，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游客可能去秀水街购物并以此为乐。”

　　由于这封信所承载的知识产权、国际承诺和法制等象征意味，秀水街更加令世人关注。

　　2004年9月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李东生在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对于整治秀水一条街，北京市工商局已在大街小巷贴了986份布告，公开了秀水街最著名的假冒品牌的服装，比如路易威登、普拉达、香奈尔、Burberry……“从秀水街开始，除了专卖店，所有商品市场一律不得经销这几个品牌，真的也不许卖。”

　　可是假冒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

　　对有人将此次秀水街的闭市称为打击假冒伪劣的釜底抽薪之举，包括秀水商户在内的许多人并不认同。李东喜欢引用王晓岷参赞那封信末尾的几句话：“如果秀水市场按照计划迁入一个新的大型楼宇，秀水市场目前面临的问题只会更大规模地重新出现。”

　　无论是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出于防火安全考虑，又或是别的什么原因，秀水街闭市，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和19年前一样，依旧游走在这个城市的边缘

　　面对即将来临的闭市，秀水街里来自南方的经营者并不担心，因为年轻，他们在任何一个市场里都可以像前辈们那样用体力和智慧换取财富。

　　但闭市让秀水街的第一代经营者们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住房贷款和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的费用……习惯了每月收取租金的他们，已经没有了当初创业时的豪迈和精力。

　　对于父辈们目前的困境，郭鸣霏相对比较冷静。“他们受家庭环境的限制，没有多少文化，只是靠着敢为人先的闯劲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掘到了第一桶金。随着市场化的深入，特别是在如今讲求知识经济的信息社会里，他们很难成为主角。”

　　摊开一幅2004年出版的北京市区地图，指尖沿着建国门外大街向东划过，那里已经是北京的商务中心。当昔日的郊区已成繁华闹市，秀水街的个体户们却突然意识到，自己和19年前一样，依旧游走在这个城市的边缘。

　　李东夫妇没有把秀水街的事告诉正在念初二的儿子，“不管家里发生了什么，对孩子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几天后，郭鸣霏也将坐飞机去瑞典，准备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等我毕业了，家里的情况会好起来。”

　　19年，毕竟还是有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