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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起，“审计”带来了中国财政圈里最猛的一场风暴。风暴席卷过后，至少有600名官员受此影响而丢掉了顶戴，他们是一群被抛上沙滩的鱼，可能从此再也找不到悠游的海洋了。
风暴往往有一个中心，据说风暴中心总是平静的。处于这场风暴中心的，是它的发起
人—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但是他并不平静。这个平静地从事过19年审计工作、身居审计首长要职亦已数年的江苏人，从23日起，就一直处于公众的视野之下。由于他在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的报告呈现的问题资金达千亿之多，而且牵涉到长江大堤豆腐渣工程、国家体育总局私自挪用奥运资金建职工住宅、大学城非法圈占土地甚至一个人就从银行贷走74亿元人民币这样的严重而敏感的问题，怀着震惊、愤怒、质疑之情的民众对他自然有能否更详尽“报告”的期待，而有关他能否顺利完成任期甚至是出行安全的忧虑、猜测，也需要他的回答。
在震惊、愤怒、质疑等各种情绪之外，人们对他则普遍地抱着敬意，认为他铁面无私，在中国这样的知识阶层和官僚集团有着道德优越感传统，而事实上百姓依然感到道德缺位、需要更多的道德优越人士来弥补空缺之时，对于他的一切自然会有所放大，以至与古代的廉官威吏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同构想像。
其实，李金华是一个言辞温和的人，决没有那种大喝一声令河水倒流三尺的“猛张飞”气质。不过他的话语中有极强的语言逻辑色彩。就如同他有勇气公布那些足以惊世骇俗的审计结论一样，他也有勇气公布自己这些年来的内心—它们似乎来源于同一个源泉—今天的政治生态圈，已经不再把“遮掩”看成是处理“人”与“事”的某种手段了。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就说：“要允许官员讲错话”。即然错话都讲，那么“讲”之本身更是应有之义。
我们欣赏西方官员的人性彰显、情怀流露，甚至把他们偶尔的莽撞无知看成是魅力的表达；我们古代的官员不是讲得太少，而是讲得太多，不仅在宫廷奏文中讲，而且在诗歌中也讲。那么，今天的官员也用不着“禁口”。
他们本来就是一群处在决策和冲突的最前端，有更大的思想发言权、其实也更有怀抱的人。
“审计就是国家财产的‘看门狗’”，这是他对他所从事的工作的形容。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公仆”，但是他跟记者说，这并不是他的发明，与“公仆”这类话语色彩很浓的词也没什么关系，那是他的异国同行、德国前审计长威尔伯格说的。“通过审计来维护国家财政、国家财产的安全和有效。”在国外，资产审计尤其是公司审计被视为是一种寻常的运行制度，著名的“安然破产案”中，审计就发挥了卓著的功效。只是在他国，审计部门多向议会负责，而在中国，则是一个隶属于政府、与其它受审计部委权限平行的单位。正是这样的制度设计，让人难免会充满忧心，敢不敢太岁头上动土，也就成了它和它的主事者能否在权限内“尽责”和是否拥有充分的道德勇气的标杆了。
从开始拒绝向公众表白自己的内心，到在媒体上讲述自我的职责认知、个人认知，李金华应该是经历过一段挣扎的。除了讲到“看门狗”之外，他的那句“死猪不怕开水烫”也颇让人会心。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新华网联合进行了一项题为“你是否为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担心”的民意调查，参与调查的5200名网友在嘉许他的“铁面无私”的同时，认为虽然他的职责就是看管好国有资产，但他有勇气揭露如此多的“黑幕”，必然要承受巨大的压力。76%的人对李金华的处境和未来表示深虑，担心“有人可能会打击报复”。
“十多年了，每天早上坚持一个人走路，有很多人劝过我要注意安全，我不担心！”职责是国家的，而压力却是个人的，斯时斯境，不管是不是明眼人，都不免会有心中的沟壑和坎湾，明哲保身是中国人最擅长的哲学，中庸之道往往是最大的道。官场上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得罪”的对手，甚至还会是高层。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我受国务院委托向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但这些材料不仅是我要公布的，而且是政府要公布的，是总理要公布的，不是我李金华这个人有多厉害。当然，这个素材是我提供的。这说明政府不怕揭露问题，揭露的目的是要促进这些问题的纠正。”李金华将他与他的审计报告“横空出世”的背景，毫不隐晦地抖搂出来，但他也认为，如果中央要对他支持，那么，最大的支持是“不干预”。中国有时候盛行着“打招呼政治”和“批条政治”，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办坏事。权力的最大合法性是在于它的非情感性和非人为性，李金华的手脚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得以施展。自1985年从陕西省经济贸易厅厅长的位置上调任刚成立不久的审计署副审计长时至1998年担任正职，李金华经历过多位总理，但他说还没有一个总理来向他打过招呼。他认为自己不过是在秉持那些本来就属于他的权力而已，不过，他将这些权力用得最为“充分”。也许，对于罪犯来说，他对社会最好的交代是“不作为”，而对于一个警察来说，最好的交代却是“作为”。
李金华的“作为”有时候显得有点不合情理。有一个故事很有趣味，有一次李金华的母校中央财经大学请他回去讲课，但他讲课一回来就组织人马去审计母校，因为他在讲课的过程中发现母校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有点像是主人请他下馆子，吃完后他就找人来查封店面，理由是它的饭菜不卫生。
由此很多人都把李金华看成是一个勇于担当、负荷和道德责任感极强的人。认为他是一个谨守着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受了某种内心感召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他表白过的一些话，比如“做审计就是要自断后路”等等，这样壮士断腕的慷慨，颇能引起人们的激赏，倒是对他有关审计制度的评估以及一些制度性建构等话语，则不做留心。
由此李金华一方面被奉为“道德楷模”，—有网友就直接说他是“最可爱的人”，一方面又有人引出更广泛的话题，比如个人的作为尚在其次，制度的全善才是硬道理等等。有人企望受审计部门特别是中央部委的“自律”，有人为了显示制度的重要性，而认为他不过是“一独夫耳，何足道哉”。“审计风暴”之中，很多人都借李金华的酒杯，浇每个人心中不同的块垒。
因为受千年专制主义之累，特别是见惯了千年只有善良的人而没有善良的制度，大众的这种反应显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一旦演绎为“躲避崇高”，认为守“心”(有时候何尝不就是守“职”)的人不值一提，则可能迈入另一种尴尬的境地。
李金华审计风暴之后，有关从他本人引出的有关道德和职守问题讨论，倒让我想起了庄子哲学中的“在宥”的政术和儒道为何互补的话题。儒家主个人之成圣，而杨朱、庄老一路偏偏要解构这一道德理想主义。儒家太强求，所以委屈了自己和别人，弄得主宾皆不欢，道家恰好给了遭受道德律令桎梏的人一个情感的出口，所以“躲避崇高”就有了路子。
只是，这个世界还是需要有人来“负责”、“执守”。“我是一个看门狗”，这就是李金华的守“职”和守“心”之言。 文/何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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