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区域调查显示，0岁到30岁子女的父母在2003年中平均育儿花费之和竟达49万元！针对育儿经济成本激增现状，调查组织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安琪强调——49万元这一调查结果不能推论全国
记者：您的调查结果是否意味着今天30岁的未婚子女已花了家长49万元的抚育费？
徐安琪：这次调查的样本是我们从上海市徐汇区36个居委会随机抽取的。其中，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和未婚不在读7个阶段各有100多个样本。由于不是从0岁开始的追踪调查，49万元并非目前有30岁子女的家长已支出的成本，而是以2003年物价水平为基准，0岁到30岁子女的父母在1年中平均育儿花费之和，包括饮食、教育、信息和医疗等费用。
徐汇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略高于上海市平均水平，所以，调查结果主要反映了徐汇区的实际状况，或基本代表上海市区的一般状况而不能推论全国。
记者：您觉得这一数据与调查地居民的收入是否协调？
徐安琪：以往对养孩子成本方面的研究多限于16岁以下孩子的经济成本。把调查范围扩展到30岁以下未婚子女时，计算出的数据就明显放大。
从调查结果来看，前6个阶段的孩子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平均为四到五成。说这个比例不合理吧，恐怕家长大多心甘情愿去付出。经济学理论认为，家庭生育行为是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社会行为，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基本准则，但生育、抚育的社会行为又和纯经济行为不同，它融合着心理情感因素，具有模糊性、间接性和潜在性等特征，往往难以精确估算和比较。
近年来，我国育儿成本增长速度惊人，原因是多方面的，含有不合理成分
记者：很多家长抱怨现在养孩子费用太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徐安琪：养孩子成本增长迅速是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近年我国育儿成本增长速度惊人，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教育、医疗等保障体制的改革使家庭自费成本显著上升外，随着住房商品化、货币化的推行，成年子女尤其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成本很多转嫁到家长身上。社会劳动力过剩使一些低学历、少技能的子女择业困难，也增加了家长负担。另外，一些新的消费成本，如信息费、保险费等也不容忽视。
当然，这种增长的确有不合理成分。比如，一些家长望子成龙给孩子盲目“滋补”。在我们的样本中，从小学生到研究生阶段有五成孩子2004年请家教或参加各种补课、培训班。另外，学校的违规收费也加重了父母的育儿负担。至于为了理想学校或专业而支付的择校费、赞助费、降分录取费和转专业费等，已属见怪不怪了。还有一些家长给孩子买名牌服装、过豪华生日，花费很大。
并非在子女身上花费越大，对子女发展越有利
记者：父母付出的经济成本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相关性有多大？家长怎样才能以较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育儿回报呢？
徐安琪：经济上的高成本对不同孩子的成效具有差异性。调查发现，并非在子女身上投入的经济成本越高，就对子女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越有利。有些子女学习或工作出色的家长表示从未给孩子请过家教、上过补习班。他们注重和孩子沟通交流，把精力和经济更多放在培养孩子的观察、表达和生活自理能力，激发自信心、求知欲和学习兴趣上。可见，养孩子的高经济成本不是万能的，而是可以替代的。优化孩子抚育成本的结构，提升单位成本的效用，或许是一个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更多回报的理性选择。从小在孩子身上多花些时间、投入更多的感情和素质教育成本，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应高于政府同级财政的增速，应通过优先发展教育来降低孩子的教育成本
记者：经济水平不同的家庭对孩子教育投资的能力差别很大，如何保障低收入家庭孩子接受教育的权利呢？
徐安琪：根本在于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教育财政投入增长的速度应高于各级政府同级财政增长的速度，应通过优先发展教育来降低孩子的教育成本。另外，这次调研发现大学生、研究生年均学杂费达13000元，一些下岗、病残或发生变故的经济困难家庭肯定吃不消。高等教育自费成本过高有违社会公正，学校不应将过多的经济成本转嫁给学生，应该进一步完善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制度，保障贫困学生与其他家庭的子女受教育的同等权利。
记者 曹红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