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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帆／文
71岁的苏珊·桑塔格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去世的那天，2004年12月28日，媒体被南亚的海啸席卷着，看着电视上无法估量的痛苦，我握着遥控，想起桑塔格前年出版的《他人之痛》，我应该换台或者是关电视吗？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突然让我开始思考旁观者的道德，十几万人丧生了，上百万人生不如死，我在做什么？苏丹在过去的几年里，平均每个月都
有这么多人被屠杀，谁也没有做什么。桑塔格会做什么？哦，她已经死了。第二天，《纽约时报》登出了头版的讣告，为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的一生画上句号。
1933年出生的桑塔格在公共生活中有很多身份：作家、杂文家、批评家、社会评论家、教授、编辑、导演、编剧；她的写作涉及艺术、文化、历史、摄影、电影、政治、文学。桑塔格让我想起鲁迅、 吴尔夫、加缪，甚至是王尔德。从英语被翻译成中文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桑塔格无疑是其中的一员，可是这个词本身并不界定任何职业， 桑塔格喜欢的，会是法语才有的一个头衔：éｃrivain public，意思是为公众写作的人。
尽管以评论著称，桑塔格自己更喜欢小说家这个头衔，以至于在她的后半生几乎用全部的时间来写小说。她最出名的小说有《棺材》Death Kit 1967、《火山情人》 The Volcano Lover 1992和《在美国》In America 2000。桑塔格是《纽约书评》的创始人之一，可是她的文章并不限于严肃的刊物。越战时期她的反对呼声是著名的，在1968年访问了河内之后，她选择了《君子》(Esquire)杂志发表她的文章。桑塔格出现在安迪·沃霍尔和伍迪·艾伦的电影里，也出现在时尚杂志Vogue上，她自己曾经写过剧本，导演过舞台剧，做过编辑和老师。用出版人Roger Straus的话说，桑塔格“十分深沉、十分漂亮、对一切事物都十分的感兴趣”。
桑塔格之所以是桑塔格有三个原因：她涉猎广泛，那些几乎没有人听说过的匈牙利作家，乌克兰作家的作品，她都有所涉及； 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福恩特斯曾经把桑塔格比做文艺复兴时期的荷兰思想家埃拉斯摩，“埃拉斯摩旅行时带着他的32册书，他说这是全世界所有值得拥有的知识”，福恩特斯写道，“苏珊·桑塔格把它都装在大脑里！我不认识第二个知识分子有这么清醒的头脑，连接知识的能力这么强。”第二，桑塔格知道如何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萨特曾经说知识分子是一直在思考，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明白自己在思考什么的人。桑塔格的特殊，在于公众在任何时候也都知道桑塔格在思考什么。第三个原因是桑塔格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对待工作，对待道德都一样。桑塔格并不高产，可是对待每一篇文章，她都非常用心。她的文章《论摄影》只有30页，但用了整整5年来写作和修改，有几千页的底稿。
苏珊1933年1月16日出生在曼哈顿 ，她年幼时父亲在中国贩卖皮草，死在他乡。年幼的桑塔格从继父那里继承了她的姓氏，在亚利桑那州和洛杉矶长大。虽然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但桑塔格可能会更认同美国人这个身份。虽然她后来推崇不少从欧洲来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但是思想而不是种族吸引了桑塔格对这群知识分子的关注。
家庭和美国西部的环境并没有给桑塔格的童年带来温暖的记忆，桑塔格把自己的幼年形容成“孤儿院”。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第一篇文章之前，她曾在加州伯克利、芝加哥、哈佛、牛津和索邦这些大学就读。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室里，她遇见了Phillip Rieff，自己“一生中第一个可以像样地谈话的人”，十天后17岁的桑塔格嫁给了这位28岁的社会学家。
在巴黎她找到了自己，回到了美国以后，桑塔格致力向美国介绍欧洲大陆来的新思想：埃利亚斯·卡内提、罗兰·巴特、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等等，包括已经传播到了美国的欧洲知识分子，例如西蒙·薇依和沃尔特·本雅明。一篇给本雅明写的书评刊登在了桑塔格参与创办的《纽约书评》第一期上。那时的美国，用汤姆·乌尔夫的话说，患有“殖民地综合症”，在艺术和建筑上已经向欧洲移民俯首称臣，知识界期待着一波又一波的“主义”和难以发音的法国名字。 桑塔格一直比较漠视更实用的英美学派，或许是因为她更喜欢思考“存在主义”的问题，或许是因为英文里根本没有éｃrivain public这个词语。
26岁的桑塔格从巴黎索邦大学回到曼哈顿，带着儿子(一年前她离婚了)和70美元。桑塔格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在《评论》杂志当编辑。1964年，她的文化评论《“坎普”札记》(Notes on Camp)发表在《党派评论》里，最起码是在阅读这本杂志的“五千个人”之中“一炮而红”。在这篇文章里，桑塔格罗列了50多个事物来描述60年代都市生活中的一种新的感受“坎普”。在她看来，这种从同性恋群体中诞生的新感受是文化精英主义的救星：“一切高尚文化都不可能垄断细节的精致，一个坚持只要高尚和严肃的享受的人是在抛弃享受本身；他不停地限制获得快乐的范畴；在追逐品味的最后总会去追求高不可及的东西。在这时的‘坎普’的品味可以介入，带来大胆和风趣的享乐主义。他使一个有好品位的人愉快，而不像以前一样容易陷入长期的挫折中。”
不少人认为这篇文章为后来为安迪·沃霍尔等人开创的波普艺术运动缔造了理论的基础。她早期的另一篇著名的文章《反对阐释》，在这篇文章里，桑塔格呼吁要用心、而不是用大脑来理解艺术作品。同年《党派评论》上的另一篇文章是On Style，桑塔格指出了形式感的重要性超过内涵，她还引用了王尔德说“只有肤浅的人才不以外表判断事物”。作为文化评论家，桑塔格有过人的敏感度，善于找到流行文化的诱因，她的这几篇文章把即将登台的流行文化变成了正经的课题，赋予了人们思考、谈论新事物的词汇，影响人们的态度。从桑塔格的选题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杂文大多关注那些代表了时代和国家特征、而又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她的文章帮助人们界定一个时代的世界观，她想说明的是什么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人”。
除了“坎普”和“波普”，六十年代影响了美国人自我意识的另一个事件是越战。一个更加自信的桑塔格当然要留下她的印记。1968年，桑塔格拜访了河内，回到纽约后她的文章被《君子》杂志发表，把美国形容为是“一个注定会灭亡的国家，建立在种族屠杀之上”。选择《君子》 这个更加大众的平台说明桑塔格对越南的访问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调研，而是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的责任。
桑塔格在数目更多的人中间成为了明星，她上了Vogue、沃霍尔和伍迪·艾伦的电影，Absolute Vodka广告。她的知名度使她后来的作品，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上的，都能有更大的影响力。
70年代末的桑塔格经历了癌症和治疗癌症的过程。医生告诉她没有治疗的必要因为她只有两个月可以活了但桑塔格没有认命并且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她一生中得过几次癌症)。她患病的经历使她发现了作为一个健康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疾病给患者带来的负罪感。桑塔格写了《疾病的隐喻》，后来她又将这篇文章收入到了1988年出版的《艾滋病及其隐喻》一书中。她指出每个时期社会都有将某种疾病看成魔鬼倾向，从而找到一个不道德的符号，使患者感到内疚。社会的态度隐藏在了诸如“战胜病魔”这样的话语里。桑塔格认为这些话语给了患者很大的压力，使这个群体被社会异化。19世纪的“恶魔”是肺结核(她生父死于肺结核)，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癌症，如今我们不再这样以异样的眼光看待癌症，因为艾滋病取代了这个角色。艾滋病的传染性加剧了人们的恐惧。
身患癌症是改变她人生的经历。在一次采访中桑塔格说，她在病中与亲人、朋友的接触使她的感情更加的丰富，补偿了她儿时的“孤儿心理”。她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小说的写作上。她说，随着年龄增长，她的“主义”少了，更想讲故事。 桑塔格最出名的小说是《棺材》Death Kit 1967、《火山恋人》The Volcano Lover 1992和《在美国》In America 2000。《在美国》讲述了19世纪一位著名的波兰舞蹈家来到美国的经历。这本书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之后桑塔格曾经透露自己在写一本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小说，目前我们并不知道她去世前是否已经完成了这本小说。
在她的公共生活中，被置于第一位的，不是撰写评论或者小说，而是她的社会良知。她在萨拉热窝住了三年，1993年萨拉热窝被包围的时候，她导演了塞缪尔·贝克特的话剧《等待戈多》的波西尼亚文版。后来谈起那段经历时，她说，联合国发给她了一件防弹衣，她没有穿，因为和她一起工作的演员和在街上玩耍的小孩儿都没有防弹衣。这件事，让我看到了一个相当地道的桑塔格。她大多数时间和纽约的文化精英一样进出大都会歌剧院或者电影首映礼，在《纽约客》批评这批评那，可是在越战、在以色列十月战争、在被围攻的萨拉热窝，她做了勇敢的、道德上让人敬佩的事情。
但桑塔格在9·１1以后在美国引起了普遍的反感。9·１1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纽约客》杂志请来了包括桑塔格在内的几位美国著名的作家撰文，名单里还有厄普代克和乔纳森·弗伦岑Jonathan Franzen。她没有和其他作家一样描述几天前的事件和悲痛。桑塔格头两句话就指责政治家和电视台像对待“婴儿”一样对待公众。她说：“为什么没有人承认这不是一个针对‘文明’、‘人性’或者是‘自由世界’的‘懦弱’的攻击，而是一个针对这个世界上自封的超级大国的特定的联盟和行为的进攻？有多少人知道美国对伊拉克不曾间断的轰炸？如果要用“懦弱”这个词，它更合适用来形容那些在反击范围之外，云层之上的人，而不是那些愿意牺牲自己来杀死别人的人。”
如果还有人没有被桑塔格激怒，她接下去写道美国国会和媒体“不配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我们大可一起痛哭，可是我们不能一起当笨蛋。”一位纽约的前市长在电台怒斥桑塔格会下九层地狱。而他目的就是要一篇文章使整个在默哀的国家停下来，哪怕是几秒钟。其实有很多纽约人都赞同桑塔格的意见，他们不会也没有采取桑塔格的作法，不过却在那个痛苦的时刻从她的文章中得到了一些安全感。
是桑塔格这样的éｃrivain public使纽约吸引人。现在桑塔格走了，美国和世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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