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治理的“洛杉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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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霾治理的“洛杉矶经验”

　　深陷雾霾的囹圄之中，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然而，我们并不孤单，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切，正是发达国家曾经所经历过的。美丽繁华的“天使之城”洛杉矶，除了久负盛名的好莱坞、迪斯尼之外，也曾深陷雾霾的困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蓝天白云阳光明媚的旅游胜地竟然有着“暗无天日”的过往。

　　一夜之间，雾霾如生化武器般笼罩在洛杉矶上空。人们起初对它不以为然。时任洛杉矶市长弗彻?布朗更信誓旦旦地宣称4个月内一定永久消除雾霾。政府先是认定丁二烯排放是污染源，所以关闭了一家化工厂。发现无效后，政府又宣布全市30万家庭垃圾焚烧炉是罪魁祸首，大家被禁止在后院焚烧垃圾。然而雾霾依然挥之不去。学校停课、工厂停工，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到医院接受治疗。20世纪50年代又一次严重光化学污染导致的严重雾霾侵袭，两天内因为呼吸系统衰竭死亡的65岁以上老人达到了400多名。仅仅1950年一年，就有超过71000位居民，逃离了洛杉矶。

　　此情此景和如今中国正在经历的一切何其的相似?2014年，时任北京市长王安顺向国务院立下“生死状”：三年治不好雾霾提头来见。如今三年过去，犹言在耳，王安顺已经辞任北京市长一职，只是雾霾依旧是雾霾。现如今，机动车尾气被认为是雾霾元凶，但是现行限号除了让大家出行更加不便外，貌似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民用散煤燃烧被认为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首要原因，但是即便现在越来越多的居民都使用了清洁煤，也于事无补。看不见的治霾效果，与看得见的疾病形成强烈反差。在肺部疾病药物研发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制药巨头阿斯利康，其呼吸药物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增长率已经达到30%-40%，这一数据让我们对雾霾的危害更加不寒而栗。从长远来看，治理雾霾、防患未然要比为公众健康受损买单便宜得多。政府应该比我们普通人更加懂得这个道理。

　　从“暗无天日”到重见天日，以洛杉矶为首的发达国家城市的“前车之鉴”理应成为我们所效仿的对象。

　　在洛杉矶治理雾霾的过程中，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荷兰科学家阿里·哈根·施密特教授；另一个是物理学家詹姆斯·伦茨。

　　施密特教授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一个众叛亲离的结论，“雾霾来自于汽车尾气，与阳光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了臭氧以及其他剧毒的物质。”也就是每个人都是雾霾的元凶。每个普通的有车民众都对空气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发现，每个既得利益者都不喜欢他，排斥他。然而事实证明，施密特教授是正确的。20世纪初开始，洛杉矶就一直是美国机动车保有率最高的地区。从二战经济起飞之后，洛杉矶的版图在不断扩大。摊大饼的城市格局和跟不上需求的公共交通系统使得私家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生活必需品，“车轮上的城市”也由此得名。

　　如果说施密特教授发现雾霾元凶功不可没，那么在治理雾霾的过程中詹姆斯·伦茨的作用不可估量。他在执掌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时，带领洛杉矶走上了清洁空气的有效道路，他成功地为诸如发电厂、炼油厂、玻璃制造厂、航空航天公司以及钢铁厂这些大产业制定了新规则。对汽车推行严格标准，要求炼油厂生产清洁燃料自不必说，甚至对于烧烤、气溶胶喷雾罐以及其他常见家用产品所产生的烟气都严格规定。不开玩笑地说，连指甲油也得符合清洁空气的标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铁腕政策，治理雾霾的效果才能有目共睹。

　　除此以外，在治理雾霾的过程中标准的力量同样不容小觑。严格执行“双重标准”让治理空气污染的脚步大大提速。

　　首先，尾气排放的“加州标准”。1970年，加州空气资源局设立了捆绑法规，强制汽车制造商给所有在加州出售的汽车安装三元催化器，用于将尾气混合物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等无害的物质，以减少有毒尾气排放，并很快开始执行严厉的汽车排放标准，符合加州尾气排放标准的车才允许进入加州。

　　为了确保法规的严格实施，加州空气资源局采取“抽查车型模拟实验”的方法，一旦落网就重罚。德国大众集团使用作弊软件的丑闻就是在抽查中被发现的。大众集团也因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向联邦环保局和加州空气资源局支付了高达27亿美元的天价罚金，另有20亿美元用于一项清洁排放技术的新项目；美国消费者所获得的赔偿总额是100.3亿美元，包括车辆回购款以及现金赔偿。这由此成为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消费者集体诉讼和解案。

　　其次，燃油品质的“加州标准”。80年代初，加州空气资源局和联邦环保局决定要求炼油公司开发并销售更加清洁的汽油。新配方汽油严格限定了有机物的挥发率以及汽油中的苯、芳香烃和烯烃的相对含量。如今，洛杉矶和全加州依然执行着全世界最为苛刻的成品油硫标准。企业自报自查、定期抽查、接到投诉彻查，三种方式相结合，一旦被查到不合格，炼油厂往往需要面对数以千万计美元的惩罚。重拳之下，洛杉矶雾霾治理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过去四十余年中，虽然洛杉矶的汽车总量增加了三倍，但是尾气污染却降低了70%。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愤怒的母亲自发组成了一个团体Stamp Out Smog，她们做调研、写报告、到政府请愿、向州长进言治理倡议。2016年初，在中国，同样是一位愤怒的母亲柴静，用一部纪录片《穹顶之下》向我们揭示了雾霾的真相。面对“每个人自己就是污染源”的残酷现实，除了戴上口罩，躲进屋子里外，一定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少开车、多拼车、购买清洁汽车，或者干脆选择骑自行车和步行。每个人的一小步汇聚到一起就是治理雾霾的一大步。

　　治理雾霾，洛杉矶用了50年，为了大家的健康，他们不惜牺牲GDP，而从山西长治最早出现雾霾已经过去了10年，但愿我们不需要等待50年，就能重见蓝天白云，但愿我们的治霾过程，不再以牺牲公众福祉为代价。（文/紫月 图/网络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