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道光年间，由于商品流通和货币周转的需要产生了一种专营钱钞汇兑的业务机构——票号。当时的票号有些类似于现代银行，但又不及现代银行的功能全面，其主要业务只涉及汇兑和存放款。票号在清朝产生，也在清朝繁荣，而票号繁荣的背后其实有“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份功劳，“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朝元气大伤，但却使票号行业“因祸得福”。
票号的出现便捷了贸易 但却不温不火的存在
票号最早出现在晋商之间，晋商多数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清朝以来，全国逐渐形成四个区域性的大市场，东有苏州、南有佛山、西有汉口、北有京师，以及众多的中小工商业城镇。晋商的前期活动从西南重镇重庆经汉口贩运铜绿至山西，加工成颜料之后再转运至京师及天津；从两湖及江浙贩运茶、丝至中俄交接的恰克图，以及参与内地省际间的贸易。商品的进货地和销售地跨度过广，导致商品的流转速度和资金的周转速度都比较慢，同时，动辄上千里的路程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在个人资金周转速度不是那么快的情况下，晋商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就有了大量贷款的需求，为了适应长途贩运贸易的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帐局，面向晋商提供存放款业务，后来在帐局的基础上形成了兼营汇兑和存放款的票号。
票号形成之前，各地从事长途贩运贸易的商人通常需要带着大量的现银去进货，一路上沉重的现银不仅会加重商队的运输负担，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载有大量现银的商队被劫的事件时有发生。票号出现后，在设有分号的贸易地点不用再携带大量的现银去交易，商人直接携带一定数量的银票就可以完成交易，不仅减轻了商人往返运输的负担，也提高了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没有大量的现银作为负担，途中对抗劫匪和逃跑的灵活性都大大的提高。虽然，票号的出现为从事长途贩运贸易的商人提供了一定的便捷，但受到当时民众与政府对金融认知的局限性并没有在全国推广开来，票号也只是在晋商范围内使用。票号从创立伊始的几十年间，就这样一直不温不火的存在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才使票号行业的发展迎来了一次质的飞越。
“因祸得福”汇兑京饷迎来质的飞越
1861年，“太平天国”运动已经闹了十年，从广东起家的“太平军”从南往北打，势如破竹攻破武昌、南京、杭州、扬州等重镇，在长江流域占据了大量地盘。鸦片战争后丢些地盘对清政府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按说被“太平军”占领一些地盘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但这些地盘的丢失却让清政府犯了难，因为“太平军”占领的这些地盘阻塞了清政府运送税收的必经之路。南方的税收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南方大量的收税运不到京城，这可让清政府很是心急。据《东华录》记载，1861年各省应运往京城的京饷有七百万两，但由于交通困难，到当年农历八月的时候京城才收到京饷一百万两左右，但在时间上已过去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尚有没有运达京城的京饷有五百九余万两之多。税收运输的困难是因为农民起义对官办驿站的冲击，各省的督抚也想尽快把京饷运至京城，但面对现状也无可奈何。权衡之下中央只得准许各省督抚将京饷交给当地实力雄厚的票号，之后再由票号在京城的机构为政府汇兑。
当时的钱庄并不经营汇兑业务，于是汇兑京饷的差事便落在了票号的手里，山西票号中名声最响的“日升昌”便接起了汇兑京饷的第一棒。虽然之后每年几百万两的京饷汇兑并不能让整个票号行业的利润大幅增长，但这依然帮助票号的发展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个质的飞跃就是政府信用背书，票号行业因为“太平天国”这个祸，得了汇兑京饷的这个福。
由于当时掌权官员的愚昧，票号汇兑京饷的现状并没有持续太久，但短暂的政府信用背书再加上票号行业几十年来自身信用的积累，依然对票号行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此，票号的生意辐射到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和大多数行业，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并且成为晚清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同时，票号也为民族工商业和现代企业的发展积极的提供资本支持，上海丰润票庄就曾在1910年前后对大生纱厂投资9,000两，对海丰面粉公司投资19,000两。
票号在经历过自己几十年短暂的春天后，在二十世纪初迎来了官办银行和商办银行的挑战并呈现出走弱的趋势，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逐渐的推出了历史舞台。虽然最终票号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票号人重信用的品格和支持民族工业发展的情怀却留在了国人的心中，这些特有的品格和情怀也成为那一代票号人永不褪去的烙印。（文/大冬瓜 图/网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