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拐点之上的北上广

　　人口拐点之上的北上广

　　随着人口控制和疏解政策在北京、上海、广州相继出台，“人口拐点”的信号已经悄然出现——北京常住人口增幅下降，上海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广州常住人口阶段性放缓。

　　据了解，北京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万人，但增幅下降，与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万人。同时，北京2015年末城六区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比2010年下降0.6个百分点。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总数比2014年末减少10.41万人。这是21世纪以来，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降幅为0.4%。广州市2010年至2014年5年内，常住人口总共仅增长了30余万人。

　　对于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最重要的动力莫过于政策的驱动，其中大城市严控、疏解人口成为主因。

　　服务业从业人员多了还是缺了？

　　在被疏解的对象当中，与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发市场、中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占比较大。

　　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市近期公布的人口疏解计划，今年，故宫周边、百荣世贸商城、永外城文化用品市场、南锣鼓巷主街、簋街和东华门小吃街等区域都要启动疏解。也就是说从事批发、餐饮等服务行业的人都属于疏解目标人群。

　　然而根据今年4月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形势分析”显示，北京市上半年服务业用人缺口高达17.6万人。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的数据同样证明，上海市今年一季度餐厅服务员、厨工的岗位缺口与求职人数比高达9：1。

　　一方面是疏解中低端服务业人口，另一方面是服务业用人呈现缺口，看似两相矛盾的事实其实隐含着大城市对服务行业人员的合理刚需。当一个城市经济仍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人口的增加就是必然的结果，做人口减法比做经济加法更难。当然不可否认地方政府设立人口红线，每年设置人口疏解指标，确实给不堪人口压力重负的超大城市，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所以如何实现大城市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动态平衡，就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疏解见成效还是搬得更远？

　　在被疏解的这部分人群中，有的人回了老家，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从中心城区搬出来，搬到位置更加偏远的地方，比如位于北京朝阳区与顺义区交界处的孙河乡，截至2014年底的户籍人口2.2万人，而流动人口达5.6万人。2016年，随着产业调整、清理违法群租房等措施，该村外来人口从高峰时的1.6万人减少至七八千人。离开的七八千人中，一部分返回了老家，还有数千人搬到了位置更远的顺义、昌平等地。

　　当疏解核心区人口等于搬得更远，我们是否应该做一些更深层面的思考。究竟是疏解工作没做到位，还是这里给了大家充足的留下来的理由，无论如何都要留下来。

　　核心城区人户分离

　　其实，在大城市核心区，教育、医疗资源相对集中是很多人愿意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有很多人，即便人不在这里，户籍也要千方百计放在这里，以此来享受更加优质的资源。从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拿到的统计数据显示，两区户籍人口比常住人口多了约20万人。

　　这种做法，与人口疏解的大方向大相径庭，虽然像这样人户分离的很多都是高端人士，包括国外定居、调离北京、异地交流任职、经商人群等等，但是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资源、环境对于人口的强大驱动性。

　　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尹德挺的说法，流动人口已成为北京黄金年龄段的就业主体，如在北京16－19岁、20－24岁、25－29岁的常住就业人口中，流动人口分别约占92%、70%和54%，部分行业对流动人口的刚需是增强的。所以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一定不是一刀切的，而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在资源与环境、医疗压力下，疏解人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举双手赞同，但是人口疏解不能伤害城市自身活力，忽视对部分行业劳动力的刚性需求。在人口问题上，我们都是学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最终寻找到平衡点，实行了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最终被现实更改，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借助于人口结构、素质和合理布局，一定有那么一个平衡点，能够实现我们的安居乐业梦。（文/紫月 图/网络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