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湘鹏 陈相乐 北京报道

　　生活在别处

　　“我要移民，要快，明天就办！”2009年7月，张跃辉接到一位福建朋友的电话。

　　“这么急啊？”

　　“你看到昨天的新闻了吗？昨天有人在幼儿园杀了6个孩子。那家幼儿园离我家就三站路。”

　　“只要你想好了，可以马上就准备材料。”

　　“我没啥好想的了，把我们全家整到加拿大吧。”朋友第二天就把材料递了过来。如今朋友的妻儿已经移居到了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在那里买了房产，朋友大部分时间仍在国内打理广告业务。

　　30岁的张跃辉，已经在移民中介行业浸淫7年，目睹了中国移民史的起伏变化。他向记者介绍说，“2010年6月份，加拿大政策出现了一个调整，加拿大移民局提高了移民的资产要求，从80万加币提升到160万加币，投资额也从40万加币提高到80万加币，因而移民数量有所下降。但相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抬高移民门槛的做法，美国对移民表示出欢迎的态度。继2011年中国公民的赴美签证首次突破100万个之后，2012年发放签证数量预计将达到130万个。移民潮随即转向美国，迅速反弹。”张跃辉的公司坐落在北京SOHO现代城，窗外是名车艳服的富裕人群。7年来，他的移民中介生意借势而上，经手数百人移民海外。

　　“留下来的不是傻的，就是穷的。”张跃辉说，“今年7月，我说过这么一句尖锐的话，被媒体反复引述。”为了说明当今人们移民的强烈意愿，他反问记者，“问问你自己，你想移民吗？”

　　“组团移民”

　　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刘景忻，月薪5万元，是公司收入最高的高管之一。“生活的层面不一样了。”他说，“和别人聊的是怎么保障财富安全和增值，并且为自己和家庭选择一种优裕的生活。”

　　“考虑一下移民。”一位农行的朋友对他建议说，“美国、加拿大都可以。”

　　“时机其实还不到。”刘景忻说，“机会还都在国内，等等看。”

　　刘景忻顾虑的是外面的事业机会以及家里父母的安置等等。

　　但令刘景忻吃惊的是，五个月之后，当他去农行办公室找这位老朋友时，别人告诉他，连行长在内的一个部门的9个人都“组团移民”了。他给这位朋友发了邮件，但没有得到回复。

　　“事情有些突然。”刘景忻说，“但也能想得到。如今很多人都有一种投机冲动，事后再洗清自己的历史，重新来过。”

　　但更多人移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和健康的生活环境。刘景忻的移民方案里，子女教育放在首位，他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作选择，孩子现在5岁，英语学的不错，但全家移民至少要3-5年才会成行。“国外的湖光山色、乡野小镇，还是很诱人的，它和国内的房地产广告不一样。外面的空气也好啊。”

　　刘景忻并不是这波浪潮中的代表人物，他只是感受到这波浪潮擦身而过的呼啸，他还显得年轻，靠自己的能力和一些运气赚钱，算是个虾兵蟹将。

　　有人认为，真正的吸金漩涡是官员、银行和国企高管、房地产老板、煤老板、民营企业家和影视明星。这些中国财富的掌控者正打算亮出底牌，他们在30年的市场经济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写下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但最终结果是，这儿——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越来越不适合生活。

　　2010年成了一个压力、矛盾和不确定性共同作用的节点，移民潮突然浮现，浩浩荡荡的富人们翩然西去。

　　7年之痒

　　“如果他们要办移民，就必须把家底全告诉你。否则就无法带走那些他不愿暴露的财富。”张跃辉说。因此移民中介和富人之间需要建立充分彻底的信任感，“连他老婆不知道的他都得告诉你。”他老婆可能不知道很多，他名下拥有的第七套房产、第八套房产、第九套……私生子和二奶。

　　毋庸讳言，有些资产是由一些灰色收入构成的，其中的问题是，怎么把它漂白了？

　　其次是方案设计，你想要什么？怎样一步一步地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对于私生子、外面的二奶，你得帮他设计整个的方案。“对顾问的信任度是第一步。对我足够信任，我才能设计方案。一步步出去。”

　　中介公司的第一步，是给客户陈列，提出相关材料的明细，一些资产来源的解释方法，这些展示实际上遮掩着一个进入客户的隐私过程，如果你拿不到他的隐私你就做不了。“多次沟通、多次解释、打电话、私下碰面。”在沟通过程中，咨询顾问还需给人留下富有经验的专业印象。“每个人都有看事情的角度，人们不一定能马上信任，快则一年、两年；慢则六七年。客户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给你透露出他的想法。”

　　徐毓2004年入行，当年就接触到一个山西企业家，他的企业人数上千人，每年销售额过亿。这个企业家一边来咨询子女留学的相关事宜，一边表现出对移民的兴趣。徐毓对比留学和移民方案的优劣，建议他办移民，但最终该企业家执意为孩子办了留学。几年里他们一直不断地联系，两个月打个电话，过年过节发个短信。一年后，他把太太办到了美国陪读。两年后他又把身边的朋友办去留学，再过3年，他身边朋友移民了，他才下了决心。

　　移民中介公司有时要做些必要的“美容”，例如通过虚拟公司股东，获取股东回报的方式来使得收入合理化。这些业务手续复杂，整个移民业务的难点在于涉及的相关部门繁多，相当于一个流程的整合中心，涉及银行、会计、律师、公安、税收、翻译、体检……

　　但令富人们宽慰的是，无论如何，移民是一项公民权，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愿，你也没有公开移民事实的义务。一个正在办理移民的人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除非他自己说，你很难察觉一个人是不是正在发生身份上的变化。

　　张跃辉：富人内心缺乏安全感

　　本报记者 陈湘鹏 北京报道

　　有美国和印度媒体分析称，赚中国的钱、做外国的公民，这将造成中国财富的大量分流，便宜了囊中羞涩的美国和欧洲国家。而美国近期一系列旨在放宽移民政策的举措，也被指为意在从中国“抢钱抢人”。《华夏时报》记者为此采访了移民专家张跃辉。

　　《华夏时报》：你觉得富人移民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张跃辉：排在第一位的是子女教育。大家看法都比较统一。近几年，食品安全、污染的问题都是附加的因素。但这次的移民潮结构变化是很大的。简单地说，2008年以前是技术移民为主，投资移民与技术移民比例为1∶9；现在是投资移民与技术移民的比例为9∶1。

　　这几年投资移民热起来，与房产增值不无关系，以前200万元一个房产达不到要求，现在值到了800万元，就达到了，无形之中具备了资产方面的要求，满足了最重要的一步。

　　同时，美国的门槛相对较低，颁布了若干鼓励移民的政策。资产100万美元的门槛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北京三环四环内的一套房子，而且对投资移民并没有管理经验的要求，这使得很多人符合了投资移民的条件。

　　另外，比较个人化的原因也支持了移民热。我最近的一个年轻客户，30岁左右的富二代，刚结婚，要办理移民的一个原因，就是去美国生孩子，孩子生下来直接就有绿卡。还有夫妇想去美国生个第二胎，不怕花点钱。

　　而对于企业家来说，在国内办事难，不得志不得意的地方很多，使他想拥有一个相对公平和受尊重的环境。很多老板有这种心理，他管理几千个员工，在操作一件事情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就是个孙子。为了摆脱这种感受，干脆移民吧。

　　这些年，中国社会滋长的不安全感，是上升很快的一个因素。仇富情绪越来越大，社会治安事件频频发生，这是促使富人移民的重要原因。

　　《华夏时报》：人们办理移民时会刻意采取保密的方式进行吗？

　　张跃辉：首先申请移民不影响正常的工作，你要申请，把相关材料给我，剩下的事情给中介机构就行了。对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大家都在谈企业家移民的社会道德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私密的事情，一般不会去问别人是不是移民了，这就像我问你收入是多少一样。你去移民了，并不会立刻发布和注销你的信息。假如移民加拿大，如果你不公布，首先加拿大政府不会公布。移民之后也没人知道，移民和入籍是两个概念，中间有5年时间差。如果你入加拿大国籍，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对企业家而言，这一隐私他们还是很看重，这牵扯到企业内部团队的凝聚力，客户的稳定性，通常不会主动去公布。

　　《华夏时报》：针对贪官携款出逃或富人移民引起大量财富外流的状况，是否应当采取限制或监督措施？

　　张跃辉：首先贪官没有正规途径能出去，移民必须是因私护照，才能出去。当官的是因公护照，出去时是因公出去的，这种情况的出逃，不叫移民，这是非法滞留，那是另一回事。

　　对于企业家，或者说富人团体，也没有政策约束。如果你想拿美国绿卡，只要你有资格，就像拿北京户口一样。

　　《华夏时报》：人们在办理移民前通常有什么担心？

　　张跃辉：前期人们会担心语言不通，其实现在国外的中国人很多，也比较喜欢聚集在一起。到处都有中国城。在加拿大，中文是第三大语言。在加拿大一辈子不说英语、法语，都没有问题。另外人们担心身边没有朋友怎么办？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出门靠朋友。父母怎么办？让不让我回来？这都是大家通常会关注的问题。现在移民也出现了组团现象，上海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和他的下属一条线下来，9个人组团出去的。有的偷偷摸摸自己申请，有的拉朋友一起申请，房子都买到一块。在中国这么热闹，出去了挺怕一种空虚感的。

　　《华夏时报》：投资移民的花费有多少？

　　张跃辉：除了100万美元的资产要求，还有50万美元投资额度。就是律师费：一次2万美元；项目管理费：4万-5万美元；中介服务费1万美元；第三方费用、公证费、房产评估费……加起来大概10万美元。

　　《华夏时报》：有移民了后悔的吗？

　　张跃辉：一般没有后悔的，无非就是花钱的事情。花掉了，你拿到身份了。你享受到更大的福利：教育、医疗。想生几个生几个，生得愈多，收入越多。有时会有点落寞，人地生疏，但你可以回来啊。人回来了，身份没变，移民不移居，只是身上多了一张卡片，在哪儿生活，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加拿大，移民监，一年回去住几个月，美国半年登陆一次。

　　《华夏时报》：能否测算出流失的财富？

　　张跃辉：要我说，胡润给出的差距很大。

　　《华夏时报》：他算多了还是少了？

　　张跃辉：算少了，移民的富人群体绝对不止47%这个数，我推测过一年流失的财富在200个亿，这个数字也没有科学的算法，是根据经验推测的。中国5%的人控制了95%的财富，这些人走了，剩下来95%的人和5%的财富。很多资源都倒腾完了，剩下一个烂摊子。30年来，很多人在这里赚钱，但是去别的地方居住，对这里丧失了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