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总量与规模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反观经济增长背后，却是巨大的财富分配失衡。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产出大国，却依然摆脱不了低端制造的困惑。正如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所言，“今天我们对贸易关系所作的描述已经有所改变，重要的东西不是贸易的不平衡，而是要看价值中的增加部分”，因此，“制造强国”应该是中国转型最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制造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78—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增长约15%，高于全部工业与GDP年均增幅。“中国制造”庞大的生产能力，使其每产生10%的增长，就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2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增长速度居全球之首，制造业比重增速远远超过美国。

　　制造业中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年上升。以加工贸易为例，上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通过各种贸易方式进口必要的设备，建立起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因此我国加工贸易开始出现顺差。加工贸易进出口与我国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的关系。201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

　　然而与“美国制造”的财富创造能力相比，“中国制造”还差得太远。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在2010年全球最有价值的500个品牌中，中国制造业品牌只有17个。由于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我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单价低、附加值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我国制造业部门对美贸易的价格贸易条件呈现明显的恶化趋势，反映出我国单位出口商品交换能力的减弱，出口的每单位商品获得的贸易收益贸易附加价值却在下降。

　　我国出口高速增长是靠出口数量急剧扩张带来的，而且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转移了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对美的贸易，从而使得我国具有了虚幻“贸易顺差”。其实，中国贸易顺差的最大制造者是海外跨国公司。最近十余年，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外资企业拉动，尤其在出口商品与顺差中，外资企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2008年为例，中国出口商品的顺差为2954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商品出口的顺差为1706亿美元，占顺差总额的57.7%，另外加工贸易顺差达2968亿美元。

　　高顺差没有获得高收益，中国制造创造的财富价值并没有增加。按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计算，消费者支出的88.5%，其实花在了“美国制造”上，包括占消费支出大头的服务费用。事实上，美国消费者支出只有2.7%花在了中国制造的商品本身上。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对美出口占中国对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89年的6.6%增长到2008年的17.7%。与此同时，尽管美国对华出口总额在不断上升，但其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却从1989年的9.7%降到了2008年的7.2%，因此，低端制造高增长的空间已经不大。

　　下一步美国的新经济刺激计划很可能就来自美国高端制造业的重振。从创新、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三大超越”，并“确保美国在高端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是近来奥巴马政府所极力倡导的新战略。而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也必将是美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是高收入的高端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对于中国而言，未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环境、资源等瓶颈意味着中国生产要素价格重估的开始，中国低成本的优势将逐步消失，如果中国不能真正建立起国家的创新基础，不能尽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又逐步失去了低成本的优势，将会导致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优势的双重流失，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挑战。通过“制造强国”实现中国整体战略转型，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延误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