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温家宝针对中国第二季经济增长率10.3%，比第一季的11.9%降低1.6个百分点，说除了技术因素外，“是主动调控的结果”。

　　温家宝的解释是很专业的。宏观经济走势出现波动，很自然；针对波动，以反景气政策调控，也很正确。其实，对当前的中国而言，与其关注短期的景气波动，不如更多地关注增长的长期趋势。因为，中国历经了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年均增长9.8%）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未来走势如何，是个“—”呢？或是一个背倾斜的“L”，或是“U”？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做两个“中期”比较，过去30年与未来30年，其间正好以2009金融海啸作为分界。

　　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年增长9.8%，全球第一，有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解释。供给面是：市场经济加民营化，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需求面是全球化形势的大开展。

　　但到了2008——2009，也正是第一个30年的尾端，形势出现了两个大变化。（一）世纪金融海啸导致全球贸易萎缩（2009剧挫11.8%），还必须看到这是全球经济长期结构失衡的调整（以美国空屋为例，没有5到10年，消化不了），非短期能真正恢复；（二）另一方面，中国也亮起了“不可持续发战”的警示灯，资源、能源及环境的透支，劳工、农民等弱势群体问题的浮现。这两大变化让中国意识到，必须（1）更多地依赖内需，拉动内需；（2）必须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理论上，这（1）与（2），又是相互补充，相生相济的。

　　例如，表现在具体的政策上：

　　——政策性地提高工资，从制度上推动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这就一方面缓和社会矛盾，二方面有利于拉动内需；

　　——加大对三农的政策补贴，也有同时缓和社会矛盾与拉动内需的双重效果；

　　——加强节能减排。这方面目前力度还不够，尤其是环境生态的保护方面。

　　所有这些政策的调整，都是“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有可能列入“十二五规划”，都将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也就是下一个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因此，势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影响”可以从“短期”与“长期”两个角度来分析：

　　（一）就短期看，增高工资，增加环境生态保护成本，增加对农工等弱势群体的政策补贴，都将直接、间接地反映在生产及出口成本之上，从而降低出口竞争力。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中国中、短期的经济增长率增速有可能减缓，例如从过去30年平均的9.8%，调整到8%甚至是7%。

　　然而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加速转变与结构的调整，中国庞大的内需（全球最大规模的内需市场，13亿人口）可望真正的拉动起来，相当程度上抵消下一个阶段中出口新形势中的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不会是一个“—”字（表示继续在高位运行），也不会像日本、美国，发展成一个背部倾斜的“L”，较可能的是一个“U”字，初期略为调低，之后，又开始缓坡向上。至于这个“U”字向下、向上坡度的斜率如何，底部有多宽，则除了取决于前述的各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内需效应”外，还有三点值得一提：

　　（一）就业政策。中国必须克服在一个较低经济增长率下的就业问题，一针见血地说，这需要正确认识劳力密集产业的价值，并给以积极的政策倾斜。

　　（二）适度重估人口政策，避免落入老龄化的日本陷阱。

　　（三）大力度投入科技研发与教育培训，这是韩国模式，值得参考。

　　中国如能在这三方面“趋利避害”，下一个30年，中国的增长趋势甚至不排除是一个“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