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提要)管理繁荣的具体含义在于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管理好资本市场的泡沫。尽管各国政府对于通胀的管理都有一定的经验，但对繁荣的管理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

　　文/本刊记者 尹娟

　　“从长期来看，发达国家难以回复到危机前的发展速度，世界主要需求的增长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近期，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出席“2010汇丰卓越理财财富论坛”时表示。樊纲认为，2010年中国将走入一个新的繁荣期，城市化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于宏观政策来说，重点在于如何管理繁荣，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管理好资本市场的泡沫。尽管各国政府对于通胀的管理都有一定的经验，但对繁荣的管理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

　　不可否认各国救市的积极作用

　　在世界经济基本趋于稳定的环境之下，不少人也对各国政府联手救市的行为产生了质疑，尤其是在美国逐步出现了政府救市的一些后遗症，如通货膨胀、随之产生的资产泡沫、金融机构的“败德行为”等等，加深了人们对于救市计划的疑虑。

　　对此，樊纲的观点是，并不能因为救助计划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否认救市的积极意义。“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经济出现的自由落体下滑，如果没有外在力量托住，经济衰退的后果将难以估量。”樊纲说，救市计划的副作用肯定存在，从理论上说，经济学上也不可能出现没有成本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不做这件事情，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将是巨大的。”樊纲认为，各国的救市计划将金融危机的负面性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使人类受到的损失小一点，这是问题的实质。因为，我们更加应当在全面的经济背景之下，关注救市的动态过程。

　　谈到未来的世界经济形势，樊纲的结论是：目前已经达到了初步稳定，但是复苏的道路还不平坦。他强调说，美国的大量坏账并没有消除，“目前美国通过修改会计准则的方式，规定有毒债券在未到期时将不记取亏损。”但是随着这些债券逐步到期，亏损将一一浮显出来。与此同时，高失业率、低迷的房地产市场等等，都是美国经济复苏的障碍。

　　“欧洲的问题暴露慢，但是越来越严重。”樊纲认为，欧洲问题的出现除了金融危机的因素外，与其自身经济体制的本源、货币制度、财政纪律等等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加上英国经济的问题，樊纲预计，由于目前美国经济恢复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的刺激方案，2～3年的时间内美国经济还将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甚至不排除今年上半年出现二次探底，欧洲的经济恢复进程可能更慢

　　低碳经济难以产生爆发性需求

　　“目前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唯一让人振奋的是低碳经济。”但在樊纲看来，受到“碳政治”的制约，低碳经济难以产生爆发性的需求。

　　长期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不会有大的提升，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各种资产负债表问题、大量企业坏账、居民坏账等等，需要需求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出现。樊纲以IT技术革命为例，IT时代来临时，刺激产生了大量需求，从而带动了西方国家经济的较快增长。低碳经济是目前发达国家唯一的振奋点，和IT经济一样，低碳经济中的大量新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中。但与IT经济所不同的是，低碳经济不仅受到人类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的制约，也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因此难以像IT技术革命意义推动爆发性的市场需求，

　　除此之外，发达国家杠杆比例的降低，对居民的消费需求也会起到抑制，“这就相当于在全球的需求中起到打折的作用。”樊纲比喻道。他认为，短期来看，政府支出不断增加，但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也在提高；而长期来看，社会储蓄率都会有所提高，这就意味着需求在缩减。

　　因此，从新老增长点来看，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要想恢复到4%的正常水平很难，这对全球市场来说将是个压力。樊纲强调的是，尽管近期我国的出口需求增长，但是长远来看，出口容量肯定会出现变化。

　　世界主要需求的增长来自发展中国家

　　“从总需求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市场的主体，发展中国家的总量将达到50%，增量也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樊纲的观点是，未来世界主要需求的增长来自发展中国家。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中国的汽车需求和旅游需求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市场汽车消费增长46%，旅游消费增长达到20%。“相对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来说，其它新兴市场国家的消费需求更快。如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和新兴中产阶级都成为了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储蓄率较高，投资需求也相应旺盛，最典型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2009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加上住房需求为经济增长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樊纲看来，今后10年、20年，这一格局不会发生变化，需求增长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我们中国。所以，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第一要务是如何拓展国内市场和新兴国家市场，抓住未来新的市场增长蛋糕。

　　中国经济进入新的繁荣期

　　对于今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樊纲乐观地预期：中国经济在2010年将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

　　首先，目前中国经济保持在8%～9%的增长速度，属于较快速度的发展。同时，樊纲认为，2010年非政府投资需求将初步回复到合理的水平，如消费、房地产投资将大幅增加投资，企业投资也将回复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加上外贸行业恢复性的大幅增长，今年下半年有望回到正常的水平。“如果说去年相当一部分比例的经济增长是依赖于政府投资，那么今年政府投资的贡献将缩小到一定的程度，非政府投资的贡献将达到60%左右，在加上8%～9%的增长速度，可以说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樊纲补充说，这一繁荣主要依赖于非政府投资，因此是一种可持续的繁荣。

　　但摆在宏观政策面前的将是一道新的难题——如何管理繁荣。“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上所发生的各次经济危机，可以看到出现危机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管理繁荣。”樊纲所说的管理繁荣，具体的含义在于如何管理资产市场的泡沫，熨平波动，避免过热，防止出现过热之后产生的危机。作为一名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樊纲指出，尽管各国政府对于通胀的管理都有一定的经验，但对繁荣的管理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

　　“在过去的三十年，各个国家对于管理通胀都有了一定的方法和经验。但是，如何进行适当的调控管理财产市场，将是人类一个新的挑战。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思考管理资产市场的问题，但始终没有定论。”樊纲说，“对于发展中国家要结合自己的发展阶段、体制阶段、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来思考如何管理繁荣。” 这几个月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在不断调整，樊纲认为，宏观政策调整将是多工具的综合运用，包括利率、准备金率、信贷窗口指导等等，这些工具微观的效果可能不一样，但宏观上可以起到相近的作用。

　　“从长期来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当中，城市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会是重要的动力。”樊纲强调，城市化，不仅仅是所谓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这些需求，而是关于社会、关于人，是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本身也具有社会含义。这个过程支撑着需求的增长，并带来社会的发展。

　　谈到当前经济中的又一热点“经济结构调整”时，樊纲观点犀利：“经济的问题不是结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樊纲所说的制度问题，包括现行经济体制下价格扭曲、企业过度储蓄、垄断企业等，“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另外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结构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以体制改革来实现真正的结构变化。”

　　樊纲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

　　樊纲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资讯，建议。近年来被世界银行，UNDP, ESCAP, OECD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他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报刊杂志，电视传媒所引用，2005年和2008年，樊纲连续两次被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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