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温州，是一艘在惊涛骇浪中沉浮的小船。

　　温州地方不大，但名气不小，早已在全国出名。过去是“乱”得出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活”出名，市场活、经济活，发展得很快。1985年5月，《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刊登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

　　但是，在省内外，对温州这种发展模式褒贬不一，而持怀疑和否定的居多。争议最大的是关于私营企业。

　　“私营企业当时是政治禁区，争议最大且难以突破，要不要让它存在？存在了到底行不行？中央一直没有定论。”时任市委副秘书长、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宋文光，现已75岁高龄，然讲起往事，仍清晰如昨。

　　那时的温州，又一次处于“道路、方向”、“姓资、姓社”争论的关键时刻。从1985年8月到1986年4月，当时的省委书记王芳、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等同志相继来温州考察调研，对温州的改革与发展给予了肯定与赞赏，鼓励温州“大胆去干”。

　　紧接着，1986年5月，中央领导明确提出要在温州搞试验。 “试验什么呢？就是试验私人经济，看它的存在到底有哪些积极作用，哪些消极作用。”宋文光说。

　　在宋文光编著的《温州改革试验10年》一书中，清楚地记载了试验区诞生的直接背景。1986年，中央领导谈到实行我国农村第二大战略部署的问题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靠两条，第一靠地方资金，即乡镇企业；第二，发挥个体和私人经营者的才能和资金积累。对这个问题，中央领导认为可以“一面实践、一面讨论”，并建议在温州先试验。

　　附："温州模式”说到底，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争论围绕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发展市场经济还是坚持计划经济。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提倡“市场经济”还是“违禁”的，居主流地位的观念是，必须坚持计划经济，而且计划经济必须“为主”，市场(还谈不上“市场经济”)只能“为辅”。“温州模式”之所以最终被认同，是因为经过不断的实践，反复的思考。人们从“温州模式”的实践中看到，与僵化的计划经济相反，市场经济充满了活力，效率很高。市场经济植根于温州，温州经济的发展便加快了，就业的途径拓宽了，市场供给丰富了，人民迅速地富起来了，政府财政的日子也好过了。

　　第二，“温州模式”说到底，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争论围绕的另一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发展民营经济。当时居主流的观念是，即使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必须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只能让民营经济起“补充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包括“温州模式”实践在内的不断的实践，反复的思考，人们终于认识到，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民营经济，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具有很强的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温州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符合人们要求致富和追求过好生活的愿望。“温州模式”的实践证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结果，在利益的激励下，蕴藏在群众中的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便可焕发出来，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无须政府的安排和鞭策，也不依赖政府，人们自己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致富之路、发展之路，按照市场的变化去配置资源，在市场的压力下去提高效率，并自己承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