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

　　2011年，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可谓悲惨，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并不只有客观经济动因，大部分要归咎于全球领导人有意或无意追求的政策。事实上，在2008年危机爆发的第一阶段，人们已经达成了令人瞩目的一致，并在2009年4月的伦敦G20峰会上共同推出了1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但这样的一致早已烟消云散。

　　更糟糕的是，政策不一致更多地出现在国家层面。德国是财政保守主义的核心，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则抱定了凯恩斯的大腿。这一分歧让事态大大地恶化了，因为紧密的国际合作是纠正全球失衡这一仍未解决的危机根源所必不可少的。

　　关于欧洲主权债务的疑虑丛生，以至于人们开始怀疑(欧元区的)单一货币能否维持下去。但欧元从诞生之日起便是一种不完备的货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了一个没有政治联盟基础的货币联盟——有共同的中央银行而没有共同的财政部。欧元的缔造者对这一缺陷心知肚明，且在他们的设计中还有其他缺陷，这些缺陷直到2008年危机爆发后才显现出来。

　　欧元的建立基于一个假设：市场能纠正自身的过度调整，失衡只会在公共部门产生。事实表明，助长当前危机的最主要失衡产生于私人部门，欧元的引入便是间接罪魁。

　　尤其是欧元区主权债务被视为无风险的假设：银行对于所持有的欧元区成员国债券只要留存最低储备就行了，欧洲央行的贴现窗口对所有欧元区成员国一视同仁。成员国可以以事实上与德国相同的利率借钱，银行业很乐意持有大量欧元区疲软经济体的国债，以赚取零星的利差。比如，欧洲的银行业持有了超过1万亿欧元的西班牙国债，其中一半是由德国和法国银行持有的。

　　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预示的趋势相反，利差的显著下降拉大了欧元区内的经济表现差异。西班牙、希腊和爱尔兰等国家出现了房地产泡沫，产生了对其他欧元区国家的贸易赤字。与此同时，德国尽管承受了重新统一的代价，但由于劳动力成本下降，竞争力获得了提高，产生了长期的贸易盈余。

　　希腊新当选的政府上台后披露，前任政府任内的赤字要远远高于之前报告的数字，这使得利率趋同成为历史。欧元区当局对此反应迟缓，因为各成员国的态度大相径庭。

　　对20世纪20年代恶性通胀及其可怕的整治后果记忆犹新的德国坚决反对援助。此外，德国自身也正好处于选举周期，这进一步强化了它的立场。德国领导人坚持，要想让德国提供援助，就必须施行惩罚性利率，这进一步恶化了危机，而救援成本也水涨船高。

　　事实上，欧元区成员国没有权力自行印刷钞票，这相当于让它们处于与必须借入外币债务的欠发达国家相同的地位，风险溢价也因此加大。当局似乎对此束手无策，只能拖一天是一天——这一方法通常会管用，因为随着市场冷静下来，问题会变得容易解决。但这一回，危机持续发酵，而当德国宪法法院判决除非获得德国议会同意，否则德国不能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提供更多担保时，当局终于走投无路了。

　　在12月9日的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中，欧元区国家同意建设一个更紧密的财政联盟。但是，现在才做出这个决定已经不足以控制金融危机了。

　　欧洲央行在纾缓银行流动性问题方面实行了大量措施，但对于降低各国国债的高风险溢价却无动于衷。由于风险溢价与银行资本不足问题密切相关，顾此失彼的政策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除非其他欧元区成员国可以成功地被隔离，否则希腊违约将造成全球金融体系大崩溃。

　　即使能够阻止这一2012年噩梦情景，12月9日的峰会也种下了未来冲突的种子，即“两速”欧洲的出现和错误的欧元区财政计划指导思想。峰会提出的设想是在失业率上升的时期采取财政紧缩，这可能会导致欧元区陷入难以摆脱的恶性通缩-债务循环。

　　(作者系索罗斯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主席，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