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唐学鹏

　　印度央行“接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售金”403吨计划份额的200吨(大约67亿美元)，且以每盎司1045美元“接盘”，这一数字远远高于此前预期的850美元。“售金”行为原本对金价产生“抑制”，但价格上的出乎意料却成为金价坚挺的一个支撑，导致期货金的价格突破1090美元，黄金是唯一一个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突破原纪录高位(1033美元)的金融品种。

　　对于很多智商低下的主流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而言，他们将民间对黄金的热衷贬低为“无知”，认为黄金没有任何价值。凯恩斯也是这副嘴脸，他认为黄金是“野蛮的遗迹”，将“拜金者”蔑称为“gold bug”。黄金作为几千年在货币竞争中胜出的品种，在凯恩斯主义者的眼里只配用于“首饰、装修、敬佛、殡葬”，凯恩斯主义者虚构了大量“黄金带来经济衰退”的丑陋见解，无非是想摆脱黄金对货币当局潜在的威胁力，让整个世界都处于泛滥的纸币体系而“敢怒不敢言”的乖乖顺从之中。

　　我们不想过度强调宋鸿兵式的“货币战争”思维，但在黄金问题上他的确“误打误撞”同我们奥地利学派形成了默契。我们对黄金的鼓吹恰是认为它可能对纸币体系形成足够的约束，并迫使各国央行能够反省其愚昧之处，而走上正确的轨道。但现在各国央行似乎都以为他们能对抗市场的潮流，主要的经济体还是不想收敛货币并自认为可以用售金来控制金价。继IMF之后，英国、美国、奥地利、葡萄牙以及瑞士都会抛售一些黄金，也许他们可以控制一些价格波段。但是从1998年黄金“涨潮期”以来，这种对抗都以黄金不断取胜而告终，过去十年是各国央行减持黄金力度最大的十年，世界央行黄金总持有量从33500吨下降到29000吨，但金价从不到300美元狂飙到1090美元。央行们自以为他们可以在“高位抛售”，最终发现其实都是在“低位割肉”。我们相信，IMF或者其他央行的抛售黄金都会引来强大的“接盘”，这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国央行，也许IMF剩余的203吨出售计划将被中国人纳入囊中，中国明智地在6年时间内将黄金储备提高了150%以上。

　　为什么黄金会创出新的纪录？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思维，这是没有道理的，黄金在反通胀方面连国债都比不过，更不要说石油了，但石油没有上升到140美元的纪录以上，现在还在80美元附近。显然，凯恩斯主义者仅仅是群摆弄经济模型回归分析的匠人，他们没有任何社会—经济结构性互动观念，他们总认为回收货币就像印刷纸币一样容易，他们总认为通胀的成本要远低于经济增长的成本，他们总认为繁荣是可以通过货币泛滥价值紊乱来获得的，他们总认为经济问题始终是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经济问题不会转变为社会问题。而奥地利学派则不这样看，整个世界已经被纸币体系“陷害”了，当大量的货币放出来之后，如果维持经济则需要用更多的货币来补充，否则“人造的增长”就会收缩，而那些既得利益者就会大叫“经济还没有稳固，不能半途而废”，于是货币投放再次被古怪地“加码”了，最终的结果很简单，社会危机发生了，民众无法忍受失业率下的通胀吞噬，他们用左翼式抗争、社会性动荡来反击货币当局的无耻行径，而对于富人和软骨头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而言，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收拾“金银细软”，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等价物，将手头上的纸币拼命置换掉，黄金将用悲剧的方式建构出前所未有的“牛市”：纸币是不可信的、局势是动荡的，而黄金则成了“唯一”可置信的物事。而这就是我们竭力要求“避免”的局面，这也是黄金这一轮上涨突破纪录的真实面目。

　　上一次黄金高点发生在1980年，当时西方世界被高通胀折磨，社会动荡不断，加上苏联入侵阿富汗，国际局势急转而下，黄金达到了875美元以上的高位(折合现在购买力大约高于1600美元)，黄金风潮也迫使西方世界不得不让保罗·沃尔克式的人物掌局，纸币体系得到收敛，央行重视责任，于是人们又安静下来，安居乐业，黄金“欣慰地”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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