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013年11月27日 06:40  证券时报网 
林毅夫,资料图 林毅夫,资料图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参事林毅夫: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亮点在于,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此前“基础性作用”的提法虽然只有一词之差,但这对于形成有效的价格信号,促进中国经济更好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有重大意义,也可以解决改革开放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

  在有效市场与积极有为的政府两相作用下,中国还有20年左右时间使经济保持每年8%的增长,中国人均收入在2020年可达12700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见习记者 程丹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参事林毅夫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最大的亮点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从此前的‘基础性作用’到现在的‘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一词之差,但这对于形成有效的市场价格信号,促进中国经济更好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有重大意义。”林毅夫认为,中央的经济体制改革主线非常清晰,加深市场驱动的经济政策无疑将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可以解决改革开放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国企改革、金融创新都有赖于市场因素从中调节。

  “只要能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中国就还有20年左右每年8%的增长潜力。”在林毅夫看来,中国人均收入在2020年达到12700美元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他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的重点,始终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保持乐观。

  市场决定性作用

  将解决诸多难题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这与林毅夫多年强调的“突出市场主体作用”不谋而合。他认为,让市场配置资源,一方面可以让中国经济更好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改革开放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的是,在过去30年中,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多是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微观经济。“这种行政干预的根源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路径依赖。”

  林毅夫指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推行的是双轨制经济,这种模式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有效作用,维持了过去34年来平均每年9.8%的经济增长。但是,为此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目前,在我国经济中仍然受双轨制影响较深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保护补贴:一是金融领域内,尤其是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票市场上;二是资源价格方面,资源税费基本接近零;三是行业上的垄断,包括信息产业和交通运输业等。

  林毅夫表示,现在要消除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让当前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重工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竞争,同时,放开对原来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林毅夫提出,中国已经到了需要消除一些资源配置机制扭曲的时候,并且也已经具备了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只有让市场起决定作用消除各种错配,才能有利于促进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同时,一些诸如国企改革、腐败滋生等经济社会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要以市场为基础

  但也需要有为政府

  在强调市场作用以外,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了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林毅夫提出了“有为政府”的概念。他认为,只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行。

  林毅夫说,市场化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如果一味地只强调市场作用,忽视政府监管,一下子把各种原来存在的扭曲保护取消掉,那么此前政府补贴的产业就全部要垮掉,将造成失业问题,激增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需要一个有为政府。同样,如果只强调政府监管,忽视市场作用,就会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林毅夫在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同经济体人均收入的变化后指出,二战结束后全世界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迈向了高收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这与二战结束后的主流发展理论依靠结构主义,高度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关。”林毅夫表示,政府用意虽好,实际发展效果却很差。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主流思潮变为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作用、忽视政府作用,诸如“休克疗法”等改革造成一系列国家的增长速度比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更慢,原因是只重视市场、忽视政府作用。

  “这就决定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林毅夫提出,政府作用职能要求会更高。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作为上层制度也必须跟基础设施相对应不断改进。

  林毅夫指出,政府要做好服务性的工作,因势利导,维持宏观环境,解决外部性的问题,比如环境治理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只有这样才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如果认为应该把政府抛掉,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这无异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政府作用倾向于

  “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

  那么,具体来看,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有所表述,他认为,政府的作用就在于鼓励先行企业进入潜在比较优势产业,并帮助其降低交易费用,使潜在比较优势变为现实竞争优势。对此,他提出了一个“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六步骤框架。

  第一,对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发展较快而且人均收入比自己高1~2倍的其他经济体的各种可贸易产品和服务作出甄别。选取产品和服务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有需求,而自己生产成本较低,因而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第二,分析本地民营企业在上述产业中的哪些产业比较活跃,查找可能阻碍它们提升产品质量、降低交易费用的障碍,以及阻碍企业进入的基础设施或制度环境障碍。政府可以采取政策措施消除这些障碍,以帮助产业做大做强。

  第三,对本地企业尚未进入的新产业,政府可以到上述第一步确认的经济体中招商引资,鼓励外地或国外企业前来投资,并消除这些新产业发展的软、硬障碍,培育新的增长点。

  第四,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禀赋或全球范围内的技术突破带来的机遇,密切关注本地民营企业展现出获利能力的新产业,帮助这些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

  第五,在基础设施落后、企业经营环境不佳的地方,政府可以设立经济特区或产业园区,改善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鼓励企业前来投资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建立产业园区或特区还有利于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提高产业竞争力。

  第六,给予目标产业的先行企业一定时限的税收优惠或信贷担保,以补偿其风险。根据这样的步骤甄选出来的目标产业符合当地比较优势,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给予先行企业的激励只需有限的财务成本和时间。

  林毅夫表示,作为服务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帮助企业把它们自己能做好的产业做大做强,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积小胜为大胜。同时,在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等方面,政府也需多下力气。

  加快金融改革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本质是促进社会资源能够实现最优配置,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转向“决定性”,市场化就理应成为中国未来金融改革的核心要义。

  林毅夫建议,从推进金融领域改革方面来率先实现“市场化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目标。

  “中国的金融业有很大的问题,即盲从发展现代金融。”林毅夫指出,当前现实情况是银行以大银行为主,直接融资以股票系统为主,在这种金融体系下,就导致小企业、农户以及一般家庭把钱存到银行或投资到股票市场中,资金资源过度集中,仅有大型国企和有钱人才有渠道获得较好的金融服务,构成了一种“穷人”补贴“富人”的畸形格局,这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会加剧目前已经很不平均的收入分配。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企本身就具有先天的资源优势,如果后天又有金融资本的强力支持,势必会对我国整体经济发展造成制约,致使国民分配越来越往大企业集中。但中国70%或者更多的生产主要还是在小农户和中小型的制造业与服务业方面,这样一个金融结构并不适应他们的金融融资需求。

  这就迫切要求金融改革先行。林毅夫建议,金融改革应该增加中小型金融机构,包括发展地区性银行,另外包括资源税改革等,“这些都是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应当采取的措施。”

  此外,林毅夫提出,现在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下一步存款利率也应该放开。

  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

  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作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乐观派,林毅夫多次表示,中国还有20年左右每年8%的增长潜力。对数字感兴趣的他,在十八大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断: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将在2020年达到12700美元这一高收入国家水平。

  林毅夫给出了推算“12700美元国民人均收入”的过程。根据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粗略估算,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中国应该有的增长速度是6.8%。还有一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现在人口增长速度是0.5%左右,两者相加,若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2013年至2020年的年均经济增速应达到7.3%。201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如果经济增长维持在7.3%,生产效率提高幅度极大,便会造成真实的货币升值。到2020年,考虑货币升值的因素,我们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12700美元。”

  “也就是说,在这一任政府任期内,中国将成为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经济体。”林毅夫指出,这都是有前提的,中国有高速增长的潜力并不代表就一定能保持高速增长,要充分发挥这一潜力,首先是必须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要有比较准确的价格信号,其次,必须深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林毅夫指出,这些都需要深化市场改革,国家政策是不是对头,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环境,比较好的消费环境是经济能否保持高增长的关键。

  “可喜的是,三中全会提出了诸多改革方向和策略,明确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继续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林毅夫表示,“我相信,只要改革到位,在有效的市场、积极有为的政府两相作用格局下,上述目标可以完成。”

  按照国际标准,人均收入达到12700美元,就属高收入国家。林毅夫表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因此迈出非常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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