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半一个基金经理离岗

　　“一个好的基金经理是靠天才的头脑和丰富的操盘经验，但国内的基金经理好像都是天才，刚拿到证书就可以操盘基金了。”一位基金界人士感叹道。国内基金从业人员的不稳定问题也由于王亚伟和范勇宏的辞职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数据显示，现任的国内基金经理中，竟有超过6成基金经理的执业时间不足3年。

　　窘境

　　新手当道 六成执业时间不足3年

　　如果说体育明星是吃青春饭的话，那么在证券投资界(微博)则是越老越吃香，然而国内基金经理的执业经验却让众多基民捏了一把汗。

　　银河基金(微博)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共有727名基金经理掌管着1233只各类证券投资基金，然而这些基金经理中，“新手”占了大多数，其中有457名基金经理的执业时间不到3年，占比达到62.8%，执业时间超过5年的基金经理只有125名。

　　在执业时间最长的基金经理中，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型基金经理林彤彤以13.34年成为当前执业时间最长的基金经理，华安宏利股票基金和华安安顺封闭基金经理尚志民以12.9年排在第二，南方天元封闭基金和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基金经理陈键以11.74年排在第三，这三人也是目前仅有的执业时间超10年的基金经理。

　　而在执业时间最短的新人中，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基金经理周健则是今年5月3日刚刚上任，距今不足7天，此前周健曾任东吴基金(微博)研究员。除了周健外，还有将近200名基金经理是首次担任这一职位。

　　流失率高 “一个人掰成几个”用

　　个别基金经理执业时间短也并不奇怪，但如果基金经理整体执业时间都比较短，就意味着人才出现了大量流失。

　　1998年3月，金泰、开元证券投资基金的设立，标志着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开始成为中国基金业的主导方向。即便是以1998年算起，中国基金业发展也有14个年头了，但目前执业经验超过10年的基金经理却仅有3名，大部分是执业时间不足三年的“新手”，意味着不少基金经理“半路出走”。

　　财汇数据显示，仅2011年以来，就有近331只基金出现基金经理变动，其中有239位基金经理任职还不到两年就“挂冠而去”。而在近一年里，有272位基金经理出现离职或转任其他岗位，这意味着每一天半就会有一个基金经理离开岗位。

　　在基金经理流失率超高的情况下，不少基金公司不得不“把一个人掰成几个”用，一名基金经理管理多只基金的情况随处可见。如招商基金的王平一人管理着5只基金，而华安基金(微博)的许之彦管理的基金数量更多达6只。

　　去向

　　批量“奔私”

　　一位基金公司营销总监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虽然离职的基金经理有部分是转任本公司其他岗位，但是有相当部分公募基金经理都把私募基金作为“下一站”，而大量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公募基金经理基本都会遇到“挖角”的私募基金找上门来。

　　据统计，目前离职的成熟基金经理中投奔私募基金的人数比例约为40%，仅在2007年大牛市中就有一大批知名基金经理转投私募，形成规模浩大的潮流，如长盛成长基金经理田荣华离职后创立深圳武当；原泰信策略、泰信优质基金经理林少立和田荣华同一天离职，随后创办三羊资产；5月25日原工银价值基金经理江晖离职，创办星石投资；原富国天瑞、富国天源基金经理徐大成离职，创办上海博颐投资；8月9日吕俊离开上投摩根后创办上海从容投资……

　　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目前，在有离任后去向可循的223名离职基金经理中，125人在老东家离职后，最终选择去往其他公募基金公司，占56.05%；80人在原基金公司离职后，最终选择“奔私”，占35.87%；18人在公司离职后，最终选择去往券商，占8.07%。

　　分析

　　公募“抠门”？

　　公募基金的高离职率问题已经讨论多年，但是目前依然没有扭转，而王亚伟的离职，再度引发了对公募基金管理模式的反思。

　　“券商作为基金的管理公司大股东，必然要拿走利润的大头，给团队的业绩激励也好不到哪去。这就导致好的投资人会不断从公募跳到私募，基金公司或券商直投部门则被人当成积累跳槽砝码的平台。”对此，投中集团首席分析师李玮栋如是表示。

　　而在这一次大反思中，股权激励成为业内争议的新焦点。华富基金(微博)总经理姚怀然认为，王亚伟的离职，是公募基金人才流失的缩影。公募基金行业需要变革，也需要坚持。行之有效的股权激励措施，能把基金经理、基金公司和基金持有人的利益有效捆绑在一起，这是国外成熟资产管理公司进行人才管理的有效经验。

　　而实际上据了解，在股权激励方面，不少私募基金已走在了公募基金的前面。如星石投资拥有近20人的投研团队，基金经理人数达6人。而且三大私募采用的都是“合伙人制”，并对基金经理和公司骨干实行了股权激励。如今这些大私募早已摆脱凭借个别明星基金经理单打独斗的模式，而是按照外资大型投行的模式打造本土私募。

　　公募基金经理“坐不住”的问题显然也引起了管理层的重视。据此前媒体报道，4月15日，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朱少平在一次论坛上透露，修订中的《基金法》针对公募基金经理激励的问题可能通过股权激励，或允许有限制条件的持股来解决。或许，“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策略也将适用在基金公司的管理中。

　　现代快报记者 赵士勇